〔記者凌美雪／專訪〕歐陽文津還把研究主題之一聚焦咖啡文化，用咖啡來做比較文學，「怎麼講呢？就是用4個著作，一個是土耳其小說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我的名字叫紅》，談到伊斯蘭文化裡面早期16世紀的咖啡；再來是用一個巴勒斯坦詩人達威希（Mahmoud Darwish, 1941-2008）的詩集，作者對巴勒斯坦的懷念用他母親泡的咖啡來表達，裡面包含很多咖啡的象徵性；另外一本是日本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裡面有很多咖啡，誰和誰喝咖啡啦、什麼時候喝咖啡；再來就是台灣朱天文的《荒人手記》，裡面的咖啡也是很有象徵性的意涵。」
從4本文學作品來討論咖啡的象徵性，「我們知道咖啡的歷史是16世紀才開始從中東傳出來的，從中東、土耳其，很快到巴黎倫敦，然後19世紀以後才傳到亞洲日本和台灣，那我們就可以從咖啡在每一個文學作品裡面的象徵性看到咖啡歷史、咖啡文化和當地文化的交流，然後又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文化。」
歐陽文津說，「我們是不是需要經過語言再來討論比較文學，再來討論以前是不是哪一個作者看到哪一篇文章，是原文看的呢？還是翻譯看的呢？對他的作品有什麼影響？都需要經過語言嗎？還是你可以跳出語言來另外想一個辦法討論文學作品的成形？」這些都是比較文學複雜卻有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