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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王丹專欄】關於選擇 － 我的五十歲生日感言
王丹。（王丹提供）〔王丹／自由副刊〕2月26日，我五十歲，人生進入下半場。感慨，甚至感傷，當然都會有；同時，也會有期待，和對未來的展望。在人生的這個重要的座標上走過，難免地，會對過去的幾十年有一些建立在回顧的基礎上的總結。而我的人生總結，有關選擇。
在我看來，人生，既有選擇，也沒有選擇；有的可以選擇，有的無法選擇。回顧過去的五十年，我要談談我的幾次選擇：
第一次選擇，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那時候雖然是高中生，但已經是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因此，我本可以選擇進入中共體制。如果昧著良心，現在也可能是團派大將了（當然，也不一定有什麼好下場）；但在當時的80年代的時代氣氛的影響下，在方勵之，許良英，徐培等人對我的啟蒙下，以及我自己的閱讀和思考的結果，使我選擇了走一條政治反對派的道路。雖然我才二十歲，但那時候，「政治反對派」這個選擇在我心中就已經很明確。我很驕傲的是，二十歲的人生選擇，至今從來沒有改變，一條路走到了現在。
第二次選擇，是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已經因為二十歲的選擇而坐了兩次牢。1998年當局在獄中提出要流放我到美國，坦率說，當時我是有選擇權的，我可以選擇走，也可以選擇不走。不走，留在獄中做良心犯的代表，從政治上來說，應當是更好的選擇。但我做了另外一個選擇：走。做出這個選擇是因為，我希望盡量做到忠孝兩全。1993年我被釋放的時候我沒有離開，那是為了對於國家的「忠」；但1998年做出的選擇，是為了「孝」，我不能再讓已經進入老年的父母擔心。政治固然重要，家人也很重要，所以我這一次我選擇了「孝」。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幾乎每年都能與家人團聚，至今我不後悔這個選擇，哪怕是付出政治代價。
第三次選擇，是在四十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在哈佛大學整整十年，已經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人生到了新的選擇的十字路口。我可以留在美國尋找教職，但最終選擇了去台灣教書。這一去，就是八年。這八年我收穫很多，不僅感受到台灣的民主自由，也結識了更多的學生；更重要的是，通過教師的職業，我得以接近了年輕世代，不僅是台灣的，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我能有機會通過教書，起到薪火相傳的作用，並從年輕一代的深入交往中受到很大鼓舞，這是我最大的收穫。台灣八年，讓我對未來有了信心。這一次，我很高興我又一次沒有選錯。
現在，我五十歲了，因為種種的原因，結束台灣的教書生涯，回到美國。到底要做什麼？要如何走向未來？這一次，我面臨人生的第四次選擇。而這一次，我選擇重新回到政治反對派的陣營中，與當年的同道和後起的新秀們一起，創辦海外反對派第一個智庫。重回反對陣營，但是我選擇了新的做法。五十歲，已經不能停留在僅僅喊喊口號的階段，或者僅僅停留在對中共的批判的層次上了，我希望結合各方力量，通過對話和交流，為未來中國尋找尋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和政策；這一次，我選擇不是局限於眼前，而是著眼於未來。這個選擇，剛剛開始，是否正確還有待時間檢驗。
其實人生，基本上就是在不斷的選擇中度過的。選擇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選擇去做什麼樣的事情，選擇如何去做人和做事，這些，才是人生最大的功課。至於選擇的結果，其實遠遠不如選擇本身重要。前半生，我做了不少選擇，所幸很少有讓我後悔的；人生進入下半場，我知道還將面臨一個接一個的選擇。既然如此，我想我已經準備好了，那就去一個一個地面對這些選擇，絕不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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