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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高翊峰／【垂釣童年】10之6【1970年代的童年】 － 外婆與外公的三合院
圖◎徐至宏
◎高翊峰 圖◎徐至宏
我能清楚意識的幼時記憶，多半與外婆和外公的三合院有關。將外婆、外公分開思索，現在回想起來，是饒具意義的：前者是人，後者其實是空間感。
之於我，外婆的身影，從小就是巨大的。三合院內的親族，多少多畏懼於她的嚴厲，不管是舅舅阿姨，沒有一個不怕她。但對於第一個誕生報到的外長孫我，她打雷般的怒濤，到我這邊多半都會氣消減半。
外婆是通俗敘事中典型的客家女性。她隨時隨地都能從廚房端出道地的客家小炒、梅干菜湯、醃漬蘿蔔、薑絲大腸、炒米粉、客家粽……記憶中，我已經無法更生動描繪的兒時甜點――客家糌粑！約莫是她發現我嘴饞時，就能準備給我沾花生糖粉。不知為何，外婆給我最多的日常回憶，都與吃有關。彷彿我在三合院堂下共同生活的那五、六年，她深怕我餓著、長不大。我是到了上小學，才比較常回家與父母親共居。小學之後，放學回家，也是先回到外婆家，直到母親打電話催促，我才返回到另一個家。
那時候的外婆，比天公還要有影響力。天公也無法有效教訓喝醉時的父親，但外婆的罵聲，卻能讓我父親快速醒酒。
是近年才漸漸發現，母親與諸多阿姨們的基礎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大半都是複製於外婆。一如現在，我母親深切凝視我的兒子，最擔憂她孫子的只有一件事：「究竟給他吃飽了沒？每一天有沒有吃足五餐？」或許吧，1970年代生活在小鎮的女性意義，就是如此。在諸多條件不盡完備的生活裡，想辦法讓十多個孩子吃足溫飽。外婆恰巧訴說了這一類的情感典型，雖不容易定義神聖，卻無可取代，也充分展現生物的原始性格。
我的孩童「技藝」多半是外婆拿著細竹綁成的教鞭一一訓練出來的。比如，偷挖大伙房鄰居番薯之後的逃跑速度、釣青蛙被抓到時的匍匐潛行、聆聽外婆百公尺外呼喚的敏銳聽力……那時候，所有的生活智慧，都是與外婆鬥智鬥腳力時，因應誕生。她就像太陽，我是她唯一的地球，舅舅阿姨則是被要求圍繞看顧我的月球們吧。
截至目前為止，我依舊無法清晰描繪出「後來的現代女性」，應該有何種形象輪廓？這個問題的回答也似乎繼續散焦、瑣碎與更新。但「外婆」做為一種簡單、純粹、強悍的身影，卻異常清晰。清晰到我最初關於死亡片段，依舊是外婆罹癌之後、躺在那張老木床上的微笑。
她留給1970年代我生活的三合院，一個持續與恆定的訊號――數十年之後，外公去世時，我依舊認定：如果外婆不是那麼早離世，舅舅與阿姨們之間的問題，就會很妥善地一一被她解決吧。之於我，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感覺：真的有女性可以處理好那樣複雜的、十個孩子的家庭困境。一如我善良美好、發怒起來一如外婆的母親。母親雖沒有十多個孩子，但依舊艱困地走過了那段十分不容易的歲月。
此外，我鮮少覺得外公可以形塑出外婆那樣巨大的身影。
在感覺已經遙遠的三合院裡，外公的身影其實模糊，甚至比不上他的大腿。記憶總是輕忽禮貌的。我只能記得外公有力的大腿，因為那是幼時的我最常坐的椅子。
這或許也說明一件事：有關外公的記憶，多半與空間和空間裡的器物有關。春雷之後在水田上裝著秧苗的竹簍、稻田夜間巡田水時的手電筒、酷暑下的斗笠，以及堂下廣場曬穀時的鐵耙……其他多半是模糊的。我無法參與外公的童年，也無法理解他後來為何如此硬頸。但身為男性，我偶爾會同情外公，一如我同情自己那樣，都存有與家族親者格格不入、終究不知如何自處的問題。
乃至於現在，我經常思索著，在我的學齡之前、與外公共居生活的那些年，是不是已經預示了我男性身分的現代困境、以及我與父親的兩代問題，也可能不必要地深掘了兒子與我的未來生活課題。
一直都有種不理性的直覺，理解我的外公，如同理解我的父親一樣困難，這也成為我終將被另一個身為兒子的人誤解，是一樣的輪迴。只不過，空間不同：從水稻田間的三合院，換置到同一個小鎮的另一個透天厝，再移動到另一個盆地城市郊區的靠山公寓。而那些記憶中的器物，則從壓實醃漬物的巨石與堂下廣場的穀浪、到網球拍、任天堂紅白機、學業成績單，再變成現在的iPad、Google、YouTube，以及那顆不知滾動到哪一年的足球。
其實從沒想像過，足球會滾動我屬的時間。但足球確實自轉了。今年，冬日期間，帶著兒子返鄉，一同散步走到小時候的這座三合院。這座完全儲存我1970年代記憶的三合院，現在已經由外公那族的林氏宗祠，修繕保存，成為一棟歷史建物。
中堂內簷上頭掛著「雙桂第」匾額，上頭以新的彩料署名：二十四世裔孫林鼎泉偕男煥文祥文敬立。記憶中，已經無法記得頭頂上這塊與天一樣遙遠的匾額，究竟寫了什麼。但自北京返回台灣之後，才得知其中的林煥文先生，是生於頭份的林氏望族、也是《城南舊事》作家林海音先生的父親。因為這一條線索，才輾轉與母親討論出，在我奔跑長大、四處闖禍的三合院伙房旁，應該是林煥文生先生誕生與成長的故居；其女，作家林海音先生，可能是外公要叫喚堂姑姑的伙房內長輩。
雖然這件事已經無法從外公口中確認，但這條奇妙的連結，讓那座小時候養著豬與牛的三合院，恍惚間，出現了新時間點的特殊意義，也是這幾年放在心底與外婆外公有所連結的一件事。書寫至此，突然記憶起，牛棚的氣味與豬舍的氣味，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每每抓著滿手的金龜子，奔跑穿梭夾在其中伙房外廣場，總能分辨那兩股屬於1970年代的小鎮農家氣味，還有來自四方長輩的客語喊叫。
該是如此。我現在還能與客族長輩們以客語進行日常對話，約莫就是多話的外婆與少話的外公，給我最好的遺留之物。那座三合院裝載的聲音，是被小學老師糾正、不能在學校裡說的「方言」。那時依舊戒嚴；出生那年教育部頒布《國語推行辦法》，那些在三合院裡翹腳搧涼的長者只願意用滿滿的方言告誡：「細人仔做毋得亂講話。」那時那些聲音的流量，現在都已經被無數的水泥封印，也被流往城市的人口數稀釋，但如同白日囈語般的回音，依舊還遊走在祠堂與左右廂房之間吧。
出生的1970年代，從哇哇哭到準備上小學的那幾年，迄今我依舊深刻記得，與外婆一起挑菜到市場販賣的路線。那座一切都顯得巨大的三合院，是當時我的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那個正準備奔馳的台灣，與那個穿著補丁牛仔褲、流著鼻涕的我，幾乎無關，但又一切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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