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書與人】凝視與陪伴 － 房慧真談《草莓與灰燼》

作家房慧真。
（潘少棠／攝影）房慧真新作《草莓與灰燼》。房慧真家中書房。
（李智良／攝影）波蘭特布林卡滅絕營，現場已無痕跡，石塊上面註明猶太人的來處。奧茲維辛集中營，綠蔭中的守衛亭。波蘭盧布林Majdanek集中營。

專訪◎崔崔

若你讀過《單向街》裡的房慧真（1974-），再讀《草莓與灰燼》，你將發現在兩者之間，有一個從溫熱到冷靜的漫遊者身影。《草莓與灰燼》向我們展示了多年以來，身為一個漫遊者始終未變的某種初衷──對惡的譴責，對善的擁抱，以及，關於那些不善不惡的存在，更深細的想像和理解。

甜美鮮豔／殘酷不仁

從《單向街》，《小塵埃》，《河流》，房慧真的漫遊未曾停步，從MTV到公娼寮，從台北到婆羅洲，她是那麼誠懇將自己敞開；而在《草莓與灰燼》中，因為八年媒體經驗，異國經驗、集中營、災難、戰爭、核輻射等命題，也占這本書一整個章節，房慧真說，那些旅程其實都是很狼狽的，是在出差的縫隙間拾來的貝殼。譬如在《壹週刊》，她遠赴西藏採訪達賴喇嘛，面對那樣具靈通巨力的智慧老人，談藏人自焚時猶如烈火燒身，但她隔天卻還得去寫挾帶當代美食的達蘭薩拉旅遊稿，「那就像精神分裂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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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裂，也像《草莓與灰燼》中說：「草莓洗得很乾淨」，草莓的甜美鮮豔，與焚屍爐飄散塵埃的殘酷不仁，兩者成為一個象徵的牌組。對房慧真來說，草莓是一種烏托邦的想望，一種只屬於天堂的水果，「草莓確實是與死亡完全對立的另一種物質，書中的〈草莓與灰燼〉本來有個副題──『加害者的日常』；『日常』這兩個字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對1940年代那黑暗野蠻的歐洲大屠殺，我們一直都沒去探問當時的『日常』是什麼？我最近想讀一批書，是關於希特勒大屠殺時，當時的德國人的『日常』樣貌。那比邪惡更吸引我──如果我們身在其中，會不會也淪陷下去？所以草莓對我而言是象徵烏托邦的水果，它象徵著可以維續的『日常』，但那樣的『日常』在非常時期更加奢侈與諷刺。」

保持某種觀看的距離

《草莓與灰燼》所凝視的對象，比起剖析自身更多地凝觀旁人，「我當記者的時候發現，如果我們特別去強調受害者的位置，讀者反而只會把這個受體當做一個普通的受害人漂過眼睛，卻沒有特別想閱讀的欲望，但假設我只是把自己的眼睛像攝影機一樣放入文章，讀者反而會好奇。」

至今，專注寫散文的房慧真也意識到文類轉換之必要，她感到自己的散文已經走到了極限：人影逐漸淡去，觀看到了盡處。

身為記者的她，切身地感受到他人對自己投射的理想形象，讓她感到被綁縛住了，沒有辦法講述真實的自我；在《草莓與灰燼》裡，房慧真更多地採用侯孝賢式長鏡頭去寫作，「如果我開始寫下一本書，我會盡可能地想拉回那個貼近自我的房慧真，更拉斯．馮．提爾式的創作風格，會想盪向另一個鐘擺，但我還是很高興留下了這本書的某些觀察，譬如戴著珍珠的婦人、糞金龜般捆著家當的街友，如果他們沒有被看見，他們就等於不存在了。」

房慧真表示，影像對她影響尤深，譬如布列松改編自托爾斯泰的電影《錢》，描述偽鈔與厄運的傳遞，承擔厄運的倒楣鬼：一個藍領工人，首次現身時僅露出一雙做工的手，最終用這雙手扼死了好心收留他的婦人。「我在這部電影中看見某種宿命之物，以及階級的批判。善惡並非對立而是纏繞的。我更常地被這類無教誨欲的作品吸引，使我努力地在每篇報導中把自己往後推，不要那麼急著跳出來說教。回到文學的處理方式，很少會直接控訴，文學可以保持適當距離的觀看。」

在純文學與報導之間

中文系畢業的房慧真，深知台灣的散文具備某種抒情技藝的美文傳統，「早年我也很愛讀簡媜。但當我去做記者，必須寫一些很沉重的報導，譬如《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我跟著《南風》攝影師許震唐貼身採訪，那時他們要奮起抗爭蓋公民電廠，我跟著許大哥在沙丘上行走，那風景很魔幻。」做記者後，房慧真每一、兩年才寫一篇純文學散文，當她將那些眼簾中的閃光寫進報導，報導與文學便相契了。她也說，做記者後，自己面對文學的眼光放寬了，譬如書中她寫到王澍的散文，又譬如她喜愛黃錦樹的雜文。

至於，有想像中的讀者嗎？房慧真笑稱，自己是一個看自己很不順眼的作者，關於想像中的讀者，第一個就是那個過不了這關的自己，而今她已經努力試圖不要那麼嚴格。

寫作者的經濟學

三十七歲那年正式邁入媒體的房慧真，長年來過著「高等遊民」的生活，身上揣點錢，除了吃飯，大多用來買書，但她說自己心底始終有一股惶然。所以，當《壹週刊》找上她時，她二話不說答應，一方面是想要存一些錢，同時也想累積寫作素材，而那正值媒體快速變革的時代，她感覺自己無意間參與了一場繽紛的街頭革命。即使對本性內向的她而言，媒體工作不啻是違和的，但那也讓她變得意料外地強壯：比如，當父親在夢裡再度現身，夢裡仍舊幼小的她竟起身推倒了父親，「夢裡的我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潛意識會提醒你還有一關沒跨過，工作滿半年後，竟無意間生出一股力氣，此後就很少夢到父親了。」

無可否認，八年媒體工作讓她存下了一些底氣，而此刻亦剛好是她可以讓自己處於最舒服的狀態，房慧真說，她深深感覺自己是幸運的。但她也提到另一個問題：寫作者的經濟學。包括賴文為生者所面臨的剝削待遇。

除了身分的轉變、距離的調節，房慧真同時也在思索下一步的創作，「我是一個創作者性格不強的人，閱讀欲大於寫作欲十倍，但人就像容器，你一直塞東西進去，還是想要寫些什麼出來。我接著想寫的是小說，小說是我想要嘗試的另一個容器──不必那麼透明，又可以做近身的肉搏，又是親密的虛構。」寫小說的房慧真，會是什麼樣子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和你一樣熱切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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