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書與人】 秩序也會起毛球 － 何致和談《地鐵站》

小說家何致和。何致和長篇小說《地鐵站》。地鐵站是何致和最新長篇的主要舞台，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好好活下去。（達志影像）何致和的寫作道具：一台筆電和一個馬克杯。這是在柏林駐村時的房間。何致和常去的草山星巴克咖啡。草山星巴克咖啡裡，何致和常坐的位置。他說，平日一定要中午以前到，假日要早上九點以前，否則不會有位置。

專訪◎李嘉恩

圖片提供◎何致和

每每讀到何致和（1967-）的最新消息，後面總跟著一連串的身分解釋：小說家、翻譯、（曾經的）博士候選人、（現任的）大學教授。用他首部長篇小說《白色城市的憂鬱》中的線上遊戲術語來形容，何致和就是既能遠程射擊的弓箭手，又能帥氣揮劍的騎士。多重身分導致時間資源的稀缺，「寫《地鐵站》的這幾年我一篇論文都沒有，所以我最近都在拚論文。」

長篇畢竟工程浩大，不免有點緊張，難道小說就不寫了嗎？「也不一定只寫長篇，甚至我考慮下一部來寫寫短篇，時間真的太不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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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猶豫與抉擇

其實，就連《地鐵站》的初始樣貌都是短篇形式。「大概寫不到一、兩個月，我就想，完了，這不可能只是短篇小說。」極具當代氛圍的《地鐵站》，靈感來自何致和任職地鐵公司的好友，小說打亂素材，虛構運務管理課的葉育安為故事核心，打造了主線的宇宙。職場上，他受上級壓力不得不匆忙提出一個又一個防治跳軌方案，從貼偶像照片，播放音樂，風水堪輿，乃至開放宗教團體進駐；私人生活同樣一塌糊塗，失婚多年迎來嶄新的感情悸動，卻行為笨拙，失智症母親與青春期女兒之間的微妙時空落差，加上葉育安迴避溝通的傾向，使他的中年危機不斷悶燒。

失控主線所映照的，是即便「防治」了仍不間斷的跳軌事件，何致和為此拓寬小說河道，「短篇小說必須要聚焦在主要人物身上，如果我專心寫葉育安的故事，那自殺者就會很像臨時演員，我不想讓他們像流星咻一下就不見了，至少要能夠當一時片刻的主角。」

相對於主線的副線因而誕生了，篇幅轉變也帶來結構的重整，何致和悠緩拆解寫作過程，「當我決定要給這些人物一定的敘事長度，我就發現，這剛好能夠成為小說中類似章節的區隔。」起初，《地鐵站》以第一部、第二部的單位形塑架構，事件推進與人物心境轉折成為部與部之間的差異、故事好聽的節奏。然而，這樣的方法將使得自殺者像紅絲絨布幕一樣柔軟無聲，他們是誰，說話的語氣，走路的姿勢，疼痛的位置，沒人聞問。

何致和採取節制手法，白描自殺者的一個又一個困境，精簡篇幅中所透露的「小說時間」，更暗示了防治自殺計畫的荒謬性。至於，為何採取這樣的觀點？他說：「我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處理不了，怎麼解決別人的生命問題？殘酷的是，有時我們根本也只觀照自己，對於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任何的決策都只是表面形式，生活中到處都能看到類似現象，像每次有自殺新聞，後面一定會加一句徒勞無效的『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儘管主題沉重，「我很喜歡契訶夫式的小說，我就想，不如用一種黑色幽默的筆調來處理看看。」

作家都有一座高高的書櫃

從契訶夫開始，訪談進入寫作的背面。我好奇，是否也有台灣作家對他的寫作產生激盪？何致和笑說，以前念英文系，莫名其妙會有一種崇洋媚外的心態，「其實，我三十五歲以前比較常讀歐美或日本的小說，直到去東華念創英所，才慢慢開始看華人作家的創作。讀了以後也就發現許多令人敬佩的作品，而且名單會列不完。以前雖然讀得不多，但有非常喜歡的作家，譬如我大學時幾乎是把王文興當做偶像，可是當我進入到前中年的階段，我發現我的偶像情結消失了。」

他領悟到，「沒有人一出手就是傑作，我不再特別著迷於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我開始做的是去找作品中厲害的地方。」何致和的鑑定眼光不只體現在寫作上，「這就很像翻譯，王文興說過理想的小說閱讀是一小時一千字，以前我都覺得他在騙人，誰有辦法看那麼慢？後來我發現，翻譯就是最緩慢的閱讀。我一小時最多處理三到五百字的篇幅，等於是讀得比王文興還慢。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敘事技巧，如果只是純粹的讀者，其實無法吸收得那麼細緻。」

翻譯以外，教學工作也帶來不同影響，「我去教書後才開始寫《地鐵站》，一方面我會強調課堂上講過的操作技巧，等於是一種示範，表示我沒有亂講哦，我就是這樣寫小說的。但另一方面，我有時會故意違反課堂中講過的規則，譬如，我不斷跟學生強調小說開場的重要性，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抓住讀者眼光，要緊湊，要趕快進入故事核心。可是在《地鐵站》，我採用了相對緩慢的節奏，這只是一個例子，小說中還有很多類似的情況。」

從身分的相互撞擊，某種「嚴肅的玩心」洩露了，寫作觀似乎也趨於完熟，何致和進一步解釋小說在他心中有三種層次，「最起碼要把故事寫好，不要讓讀者無聊。這部分完成了，再來考慮能不能在故事中埋藏思考的方向。最後則涉及藝術性的追求，這是為什麼我花很多時間在處理結構。」不過，還有一個隱藏版本，「最重要的是每天寫，慢慢寫，一定要把它寫完。」

從這裡到那裡

不免俗地，要請他聊聊一個可能素樸，也可能巨大無比的直觀提問，最有感情的地鐵站在哪裡？何致和語調從容讓一切顯得不那麼快問快答，「雖然我老家在萬華火車站旁邊，但我的答案會是台北車站。」從高中搭北淡線通勤，上成功嶺當兵，去花蓮念書，種種活動，積累他往台北車站移動的經驗，「這麼長一段時間，看台北車站從地面到地下，從簡單的路線到複雜的迷宮，不可能沒有感觸。」或許，也正是地鐵空間的長期陪伴，催生出這樣一本地質豐厚的小說；書中後記所寫「想的是該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此刻，何致和重新註解，「我想加上兩個字，」鉛筆痕跡的小小箭頭介入詞彙與詞彙之間，「如何『好好』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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