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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黃崇凱／白色畫像的旁邊 － 2之1
圖◎黃子欽
◎黃崇凱 圖◎黃子欽
導演廖克發拍攝高雄二二八事件的紀錄片《野番茄》，開場從一段日語旁白與日殖時代影像，簡要帶出一條觀看脈絡。接著逐層疊加分歧的視角，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不同受難者的後代、歷史現場的呈現，駁雜多音，輔以楊秀卿的念歌彈唱，片尾收束於一群小孩在二戰末期的飛機掩體上遊玩，以及特寫一些樹。
陳列甫發表的長篇散文〈殘骸書〉，其中一段，寫到他在前身為景美軍法看守所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擔任駐館藝術家期間，時常在園區內散步：「有時，也會有一些孩童在這小廣場裡走動或嬉戲甚至放肆奔跑和喧鬧。這很好。歷史就在旁邊，傷痛就在旁邊，黑暗就在旁邊，這些沒有過去，但他們不應該再去背負這些沉重而荒寒的東西。這些東西只應該慢慢內化成他們或許將會願意尊重的記憶。」
孩童在歷史上頭蹦蹦跳跳，或在歷史旁邊嬉戲喧鬧，仿若象徵。這些歷史的重量尚未被他們認識，也就還無法交託給他們背負。因為要能辨識這些歷史，指認出來，並且主動承擔一部分、延展一部分交給後來的人，那都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好比說，某日我在大學的男生宿舍交誼廳，在鬧哄哄夾雜消夜湯水味、電視聲響之間，偶然於報紙撞見一個標題和一張小小的照片。這才曉得，原來我國中遇見的第一個地理老師，竟是畫家陳澄波的長子。
在我稀薄記憶中，只記得這位地理老師一頭梳整白髮，說話聲音常被我們班的嘈雜壓得很小。他花許多時間管課堂秩序之餘，提過一次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慰問。對於當時只在乎每週出刊的漫畫連載的我，那僅是眾多吵鬧背景音的一個微弱殘響。後來我轉學到更鄉下的濱海國中，日子淹沒在升學班無盡的課表與考試、青春期的徬徨與無知。貧瘠的沿海景觀看上一百萬次也不會突然冒出什麼值得一看的東西。這裡不存在我想望的任何事物。就連小時候看慣的廟會脫衣舞，高中以後也絕跡了。
第二次上大學開學前，我到台北承德路一帶領寄來的機車騎回宿舍。明明研究過地圖路線，卻把只需要十多分鐘的車程騎成一個多小時。當時我沒察覺那或許是隱喻：唯有迷過路，才會記得路。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路都會開放給所有人。對我來說，「白色恐怖」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卻在朋友寫了本關於白色恐怖見證文學與文化創傷的論文後，突然有了體積與重量。不久後，一場社會運動在緊張的政治鬥爭中意外展開擴大，我才帶著羞赧，漸漸「自我教育」起來。
讀賴香吟小說《白色畫像》，發覺可能也有許多人，同樣與我走在自我教育的補課途中。賴香吟在該書後記說：「回顧此期，與其說我知道、我熟悉，不如說我不知道、我無感，自覺懸浮而想弄個明白。」她在幾個訪談不斷提及自己的「無知」。或許面對白色恐怖歷史，起初往往來自「想弄個明白」的素樸動機，可是賴香吟並沒有停在這裡，而是在跨過去之後，進一步把白色恐怖具象化，追問人生活其中的可能狀態。
〈清治先生〉是台南的國中教師，〈文惠女士〉是跨越日殖與戰後的幫傭管家，〈凱西小姐〉則是戒嚴年代長年旅歐的本省女子。他們皆遠離政治事件或風暴的核心，一如那時代大多數人在事件外圍探頭探腦、偷偷關心時局的普通人。或者該說，他們也並非多麼關心時局，而是關心著那些在時局攪動、深陷其中的人。說到底，白色恐怖只是一個名詞，但如果有認識的人因而遭受生理或心理的創傷，這個詞隨即就會凝重起來，變得難以穿透。
比如〈清治先生〉中，透過女同事的丈夫參與美麗島事件，映照出彼時學校內安插「人二室」情治監控、掌握公教人員動態的面向。許多時代的細節夾藏在字裡行間：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1965年的美援終止以及1975年的美軍撤離越南、蔣介石逝世。這些事件伴隨著清治先生從一個師專學生到執教跨入中年，即使同樣活在那段時期，他也無法知道那些事件的因果、發展或影響，他甚至不能確定自己老同學的狀況。不過他還可以從自己的孩子期望未來：「無論如何，他還是希望，未來，等著女兒的是那種有所追求、亦能追求的人生，而他可以在那其中，做個慈藹有信的父親，撫著女兒柔嫩的髮。」小說並未給予讀者關於清治先生後來怎樣的線索，但文惠女士和凱西小姐的老去，隱約提示了，白色恐怖歷史對某些人而言，恐怕不曾過去，而是默默棲息在我們之間。
理論上，白色恐怖時期與戒嚴年代等長，皆在1987年畫下句點。然而實際上，約莫要到1992年警備總部解編、刑法一百條修正案、金門和馬祖正式解嚴後，才算「終結」白色恐怖時期。然而年份的劃分，不等於記憶和感受的終點。
文惠女士仍記得幫傭三十年的醫師娘跟她說：「以前阮佇美國結婚的時，嘛有真濟黨外朋友來，怎樣今仔日罵甲按呢？」、「阮就是想欲替台灣做代誌才轉來啊，早知影按呢，就無愛轉來矣。」其中的「美國」、「黨外」、「轉來」關鍵詞，輻射出的是好長一段時間的複雜局勢，不同政治結社的傾軋。靠近人生終點的文惠女士，意識穿行在不同時間軸線，她有那麼多記憶可以掏出來摩挲，回味，直到最後這些都消失如電視關機前的一瞬光點。這也有如年華老去的凱西小姐，點了刺痛的散瞳劑，檢查白內障的眼睛，「她強忍著繼續往那極亮盡頭望去，直至不知因為疲勞抑或真正失去視覺，她彷彿穿越了什麼，來到一處奇異空間，說不上亮或黑，感覺眼前開闊，全看見了，但又隨即提醒自己不是，是什麼也沒看見吧。」
短短幾句話，像是道盡了凱西小姐大半生親睹過的海內外台灣人。以為出了那封閉的島嶼，就是光明的外面，終究發現那也不過是另一處受到範限的世界。眼睛看不了的所在，就由耳朵接手。於是凱西小姐念想起一首首歌，台語的、英語的、法語的，跳接到不同時空的樂音裡，這些那些事情在發生。凱西小姐只是聽，偶爾哼唱，只是禮貌而客氣地經過巴黎與柏林那些事情和面孔，如同在台南或台北各自被歷史路過的清治先生或文惠女士。
《白色畫像》以三個與激越歷史擦身而過的普通人，烘托式地從邊邊角角描摹歷史本身。他們都在歷史旁邊靜靜過活。他們無法參透的歷史，在白色恐怖時期結束至今三十年，研究者、寫作者猶在嘗試釐清與解讀。《白色畫像》不打算直接描摹那段歷史，而是試著從最外圍的日常，把白色恐怖的邊界勾勒出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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