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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閱讀小說】 鄭琬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 3之2
圖◎唐壽南
◎鄭琬融 圖◎唐壽南
再一次被問及你從哪裡來，而感受到深深的觸動時，是又過了八、九年，我到美國波士頓去出差撰寫報導的時候。然而這個問題不是由一個人開口。對我提出這問題的是一幅畫，作品來自法國的高更。
這幅大型油畫的背景是陰鬱的藍色，畫面遠處有一層薄薄的海，有遠方的山脈，有近處的樹叢，有扭曲的樹枝與藤蔓，看得出來是一處遠離文明的島嶼。畫面中的人們只披掛著簡單的白布。我這樣看了許久，然後才按下播放鍵，聽起這幅畫的語音導覽。
一個溫和的聲音從耳邊湧出，他介紹著為何高更晚年選擇來到大溪地。這小島是法國的殖民地，玻里尼西亞人是島上的原住民，他們說著大溪地語，跳草裙舞，他們做木雕、骨雕，以獨木舟進行遠航。這樣的風貌給了高更一種回到原始生活的想像。為了融入純粹的自然之中，他渴望與他們一起生活。然而他抵達時卻大失所望，因為大溪地已經漸漸繁盛起來，出現許多進口商品，本地的雕塑藝品、服裝等，也漸漸消失了，連玻里尼西亞人都穿起了西方服飾。於是，他搬至更偏遠的村莊，在簡陋的木屋裡貧苦地作畫。他原以為玻里尼西亞人會對他這樣一個外來者感到好奇，熱情地迎接他，但這種幻想並沒有發生，反倒是有些冷漠。儘管如此，他仍待了下來。對於那些希望穿上現代服飾的大溪地人，高更怎麼想呢？他又是如何看待自身以油畫這樣的西方媒材去詮釋大溪地的？為何不是木雕，或骨雕？我思索著這種矛盾，繼續聽著耳機裡頭的導覽。現在，那溫和的聲音要我們將視線重新轉向這幅畫。
在我們眼前的這幅〈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是他過世前的最後一幅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畫作之一。由右至左，可以看見三組不同的人物得以回答高更提出的三個問題。最右側的三個女人是母親，象徵著生命的開始。中間摘著果子的年輕人，則代表成人的日常生活。而最左側的一名老婦人，表情嚴峻，滿頭白髮，似乎正思索著關於死亡的命題，她象徵著生命的終點。高更曾在信中向朋友表示自己已決心求死，而臨死前希望用盡所有的力氣完成這幅畫。據他所言，那是痛苦的激情、清晰的願景、無須修正，擁有超乎以往的價值……
聽完了畫作的解說，我更是感到著迷。彷彿在觀看這幅畫時，我不只是在思考自己的來處，也見證了畫家的自我迷失。他畫著他理想中的大溪地，將神祕元素與樸拙的原始生活用印象派的畫風連結在一起。那個畫面是西方人嚮往看見的，卻也是因為他們的文化與統治，再也不復見的。而那封信件中所流露出的決絕，對於生命與創作的決絕，也令人驚愕。我從這舉動中感受到他的困惑是如此強烈，以致於我也開始有了相似的困惑。這三個問句，就像突然捉住我的三個海盜，用他們斷手接合起來的金屬鉤子直指著我的腦袋，要我回答他們帶有寶藏的祕密地圖在哪裡。那關乎我的身分，我的存在，我的願景。我也不知道。我說。我和你們一樣想知道。然後我慌張地推開他們的鉤子，自己走向船頭面對那副飽經風霜的舵，用力轉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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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時候，時不時會聽見這個奇怪的問題：你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問我這個問題的是父親，他總一邊瞪著報紙上的時事一邊低著頭不看我一眼地問我。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對他來說為什麼這麼重要，只知道他要的是正確答案。本省人。我說。說完也不敢看他一眼，好像我對自己的回答也一知半解。大約到了中學，才知道已經漸漸沒人這麼區分了。為了避免再回答這過時的問題，最後我乾脆說道：我是台灣人，現在沒有在分本省外省了。父親聽到很驚訝，但似乎又有些滿意。所以那個問題沒過多久，又變成了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再三要我與之對視，直到我大學離家之際。
不過不了解為什麼要這樣回答外，另一個讓我對這回答感到不適的原因，源於我的外婆嫁給了一位外省老兵。雖然這段婚姻是再婚，且我的母親是外婆和前夫生的小孩，與這名源自山東的老兵並無血緣關係，但他依然是我的外公，將我的母親視如己出。我從小讓有些山東腔口音的外公將我們帶大。於是，對我而言最早的外省人印象成為了親人的印象，而非需要被撇清在外的敵人。
我學到的相關的歷史已經是太晚的事，來不及讓我理解我回答那個問題時的錯愕。當我背誦出我是本省人的這個答案時，我不過剛上小學，尚不理解這個身分背後的意義。但我知道那個問題，多少帶有一些區別彼此的惡意。我的外婆會細細道出過去的事：因為她嫁給了一名外省人，而遭受了鄰居們的厭惡，家門口還曾出現用來詛咒他人的雞骨。這種不平衡使得她的疑心病日漸加深，到後來弄丟某個物件都會以為是誰惡意闖了空門。聽著這些從外婆口中吐露出來的往事，我彷彿見證了那份遭歧視的惡意。也正因於此，當我開口背誦出那個答案時，我感到我也將我的外公再一次地排除在外。然而我善良的外公並不會知道，他依然慈藹地對待我們。而我就像沒回答過這個問題一樣，繼續吃著從他手中得來的糖果。
我的目光第一次看似與父親對齊，是待我上了大學之後。幾乎要到了那時，歷史才不再淪於升學體制下需要背誦的知識，而從一、兩句被刻意精簡的描述中，徹底解放出來。大學的講堂裡，教授談論及二二八事件、戒嚴與白色恐怖。花上數週，從一個地方到一個時代，從一個事件到後續的影響，我漸漸懂得不再以本省稱呼台灣的意義到底代表什麼。在一間三塊白板於三個小時內必定被寫滿的歷史課堂中，師生們激烈地討論著，從過去到現在，同時揣想著可能的未來。那麼多人，那麼多雙發亮的眼睛，這樣的經驗還是第一次。某天，我們花了整整三節課的時間看完了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看見有人在半夜從床上被拖走，我心底湧起一種莫名的恐懼。那個畫面比任何歷史描述都還要能說服我為什麼人要反抗。
上完了這幾門課，才意識到父親那樣的問題一部分源於老一輩對於台灣的認同的形成，對著我問，是含有對下一代認同的期許。然而剛獲知「新的真相」的我，卻又突然忽視了過往我所理解的關於外公的遭遇，一夕間覺得我的外公不值得同情，變得冷酷起來。
關於歷史，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新的真相」總源源不絕地發生。或者該說，愈是得知更全面的事實，就愈是有多種理解的角度，以致於你無法在其中一處永久停留，因為那也不是人群真正的樣貌。所以，當我再次得知外公另一部分的過去，知道他十六歲時便被捉到戰爭裡頭時，我又對自己嚴厲的批判感到不安起來，讓我重新審視起自己的苛刻是否合宜。理解是如此曲曲折折的路徑，充滿矛盾與糾結。我想著還是孩子的我回答了父親問題的那個時刻，感覺徬徨、不明白地備受期許；又想著我對於無血緣關係卻有著情分的外公不斷變化的眼光，而困於自己愧疚與尖銳的擺盪裡。
時間久了，我逐漸辨別出那使我倍感矛盾的是什麼東西。同理個人並不能與歷史的過錯相抵銷，而這是最難的部分。我的外公不代表所有的外省族群、或中國人的這個身分，有機會同理他，並不代表我無法去指認出過去歷史上的錯誤，也不意味著我無法從這段微妙的歷史裡辨別出自己。至今在看見表格上出現省籍欄位時我仍會深深地皺起眉頭，因為我能清楚地意識到那歷史詮釋來自於何處，它出現的意義與其所帶來的毒害。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嗎？知道他人是誰嗎？這兩個看似單純的問題，卻是我花了數十年去釐清的，通往森林的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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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在我辨別出自己處於何種位置，卻也沒有停止對他方，尤其是對於西方某些國家的渴慕。我想我確實是找到了那條線，那條界定我與其他國家族群不同的界線。我們不只是面目上有所不同，塑造我們的過去和累積的文化也將我們推往不同方向。只是在相遇的那片刻，有時候還是會情不自禁地幻想著是否能扮演那個角色。那個角色之於我通常有個明顯的輪廓──獨立、自由、擁有自己的事業。簡而言之，就是不受家庭、伴侶或者任何事物拘束的一名女性。至於這想法從何而來，或許也是從電影裡頭看到的吧，或者在我的身邊沒有任何一位那樣理想的存在，於是只能往虛構的文本中探問。但到底那也並非完全虛構，也不是不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而只是比例與達成的可能的問題，而這又和不同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對於女性的期望不同有關。在那次波士頓出差回返後，我很快就理解到，我與高更所渴慕的東西是完全相反的。當高更追求原始做為理想的社會，我則是追求某種現代性，他所避之唯恐不及的西方體制，在我身上卻不見然是暴力的破壞。這想來當然很殘酷。一幅回歸「純樸」的畫作卻讓我更想著要走入「現代」。我想，至少在某個時期的我是這樣想，唯有在那裡，那些電影裡出現過的城市之中，我才可能實現這種扮演。而唯有那種置身其中的衝動，是與高更相似的。進入職場後，我為了保持這種可移動的自由，而選擇了可到國外出差的報導者身分。不過，或許就像高更最後寧願服毒一死，讓他的精神得以永久留置於此一樣，我也日漸發現這種扮演的不適。在我於異地模仿不來某些聲腔的時候，在我察覺我被以別的、不同的眼神別過的時候，在我回返家中，而沒有人當我是熟識的對象，紛紛與我疏離的時候。
這種不適，在我第一次遇見我時徹底地爆發了出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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