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達志影像

文／織嫚

離婚那一年，農曆新年前，我對家人說：「今年我不回去了，我很忙。」其實我一點也不忙，只是沒臉回家。

從小到大，我習慣把事情做好。功課、工作，連做人都想維持一種體面。逢年過節，我總是包得出手、拿得漂亮，像是在證明自己過得不錯。但那段婚姻最後還是走到盡頭，我忽然成了「犯錯的人」。沒有人當面指責，卻怎麼樣都抬不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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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那年工作也不順，案子零零落落，年終一毛沒領到。我算了又算，發現自己連一包像樣的紅包都包不出來。幾週前和母親通電話，她淡淡問了一句：「難道連一包小紅包也包不出來嗎？」那句話沒有責備，卻像細針一樣扎在心上。我知道，她要的也許不是金額，而是一點心意，只是那樣的「小紅包」，偏偏最刺痛我撐著的自尊。

直到過年前一個禮拜，哥哥打來電話。「媽叫我打的，」他刻意放輕語氣，「大過年不回來，妳要去哪裡？」我聽得出來，這不是勸說，而是全家人用最笨、也最溫柔的方式，把我拉回來。我沉默了一會兒，才說：「好，我回去。」

除夕那天，我拖著行李回家。推開門時，母親在廚房切菜，鍋裡的湯冒著白霧。她抬頭看了我一眼，只說：「去洗手，等一下吃飯。」語氣淡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那頓團圓飯，沒有人問我婚姻，也沒有人提錢。哥哥把魚肚夾到我碗裡，妹妹說她幫我留了炒米粉，父親只是看了我一眼，點頭說：「回來就好。」我那時才明白，他們早就有默契，把會讓我難堪的話，全都收好，不放上桌。

飯後，母親把一個紅包放進我手裡：「希望妳明年過得更好。」那一刻，我差點掉下眼淚。原來她要的，從來不是我包得多體面，而是我願不願意回來。

年假結束，我回到城市的小套房，煮了一碗湯麵，慢慢吃完，然後在手機備忘錄裡寫下幾行待辦事項。

生活還是同一個生活。但我知道，有人替我把那一年撐過去，接下來，我要自己好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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