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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賴香吟／椴樹筆記 － 上
圖◎吳孟芸
◎賴香吟 圖◎吳孟芸
從布蘭登堡門往東向看，筆直而去的林蔭大道，路牌上寫著：Unter den Linden。
查個字典就會明白，Linden是椴樹。德國很多地方常見這個樹種，各村鎮的小廣場，都市裡的街路、公園，常有椴樹做為風景，又高又壯，滿滿的綠意。如果台灣人看到榕樹會思鄉，那麼，椴樹應該是會引起德國人鄉愁的樹。
為什麼清清楚楚寫著椴樹下的街道，東方漢譯卻是：菩提樹下大街？
這條柏林市中心的景觀大道，源起東邊的普魯士皇宮，也就是這幾年正在重建的柏林城市宮（Berliner Stadtschloss）。這條大道開始往西建設，廣植椴樹，是18世紀中葉的事，那也是普魯士崛起的時代。後來，普法戰爭勝利，德意志帝國成立，柏林躍升歐洲新興大都會，這條大街除了顯露華麗之氣，亦是帝國凱旋的象徵。
小說中那條菩提樹下大街
就在這個巔峰時期，有個「懷著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學精神」的東方人，遠渡重洋抵達柏林，在他眼中，這條大街，筆直如髮，人行道上仕女如雲，軍官華服英挺，昂首闊步，就連少女也仿照巴黎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時代強盛燦爛、精神與物質都充滿誘惑。「許許多多景物，一時間紛至沓來，映入眼簾，使一個新來乍到的人感到應接不暇。」
這個東方人名叫森鷗外，或可稱為日本明治維新所培養出來第一批新力軍，他從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年方十九。任職軍醫學校三年之後，陸軍派遣他前往德國，目標是研究當時普魯士的衛生制度。這是1884年的事，比明治文學另一基座：夏目漱石奉文部省留學英國的時間，要早上六年。
這趟航向德國的旅程，森鷗外於船上寫了《航西日記》，卷首以漢詩體誇飾其心情：「昂々未折雄飛志。夢駕長風萬里船。」下船之後，他去過好幾個城市：萊比錫、德勒斯登、緬因等地，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是柏林。
森鷗外在德國停留四年，除了醫學本業，對藝術、文化也有涉獵，由日記來看，還頗熱衷當地社會生活。這與夏目漱石在倫敦的生活形成對比，後者在異鄉可是苦不堪言，瀕臨精神疾病，而被早早召回了日本。
返回日本後的森鷗外，以啟蒙者的姿態，且譯且寫，與夏目漱石共同為日本文學更新了體例。他自己的文學：《舞姬》、《泡沫記》、《送信人》，分別以19世紀的柏林、慕尼黑和德勒斯登為背景，既寫異國風情，又寫泡沫般短暫的青春悲戀。在這三個故事裡，主人翁總是無法擺脫傳統秩序，東方纏足般地捆綁自身情欲，最終只能以無盡的愧疚與懺悔作結。
其中，世人最熟知的是小說《舞姬》，其中德國少女遠渡來日，尋找戀人卻被回拒的橋段，更被傳得繪聲繪影。就是在《舞姬》這篇故事，Unter den Linden做為場景出現，先有初來乍到的新奇，後又是他從動物園散步回家，遇見少女愛麗絲的所在。森鷗外將Unter den Linden譯成漢字：菩提樹，並在旁邊標示了日文讀音：ぼだいじゅ。
椴樹變成了菩提樹，應該是從這兒開始吧。20世紀初，中台兩地文人，知識取徑多由日本，由《舞姬》知曉柏林這條大街的讀者應該不少，後來，《舞姬》中譯本直接挪用漢字，譯成菩提樹下大街。雖然未求甚解，不過，一轉再轉，語言翻譯也就定型。然而，直至今日，不時也有那麼些通曉德文的人，詫異回問：「明明就是椴樹，為什麼卻成了菩提樹呢？」
難道是森鷗外搞混了什麼嗎？事實上，德國歸來的森鷗外，除了文學家，另有一個譯者身分，其業績與影響，更不可小覷。只不過，譯者所使用的名字並非森鷗外，而是森林太郎。這個名號，在明治到昭和時期的文藝雜誌，以及作家們的讀書清單，經常可見。森林太郎譯作橫跨哲學、戲劇、美學，包括德國文學奠基之作《浮士德》，最早譯本即出自森林太郎。這樣的譯者，會在如此重要的街道名稱上出錯嗎？
謎題暫且按下。森鷗外這些旺盛的文筆活動，不幾年，因為日清戰爭開打而停頓，他回歸陸軍當軍醫，且當戰爭結果是把台灣割給了日本當殖民地的時候，森鷗外以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之職，算是最早踏上台灣展開殖民征伐的人員之一。他停留的時間不長（只有四個多月），不怎麼光采（甚至留下了醫學判斷有誤的爭議），不過，倒是種下了其子森於菟日後來到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任教的種子。
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說到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又因為提到森鷗外在德國，不禁讓人想提提另一個名字。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前身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在初期入學的台灣人裡頭，杜聰明應可算是成就最早、在醫學領域耕耘最久的人。他因居住滬尾，與當地馬偕醫館有所往來，又接受首波日語教育，因緣促使進入醫學校，後續並赴日本攻讀學位，於1922年成為第一個拿到醫學博士的台灣人。
同樣任職三年後，杜聰明奉台灣總督府派令，出發前往北美，經英國、法國、荷蘭，然後到了德國。他在德國的行程以漢堡、柏林為重心，也遊歷萊比錫、慕尼黑、海德堡各地。考察重點是大學裡的藥理學，以及熱帶醫學研究。
世事多奇妙。相隔四十年，差不多是父與子的世代，森鷗外與杜聰明，呈現驚人的相似性：同樣置身時代的新舊交接時刻，同樣受重用的制度內菁英，就連形象、個性，這兩人似乎都有那麼一絲相近。差別只在回國之後，森鷗外在文化文藝方面的成就，相對要比他在醫學上的表現來得耀眼，而杜聰明則是全心全意於醫學，開發了三個對當時台灣來說相當重要的新領域︰中藥、鴉片、蛇毒。
歷史有趣之處在於，森鷗外的長子，森於菟，從小被父親安排接受德國教育，同樣走上醫學之路，杜聰明拿了博士那一年，森於菟也前往德國學習醫學。歸日後，森於菟一直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任教，直到1936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醫學部，或是因為家族與台灣的淵源，森於菟攜家帶眷來到台灣，同時，把已經去世的父親鷗外的遺物也一併寄送台灣，似有落地之心。他抵達台北帝大，出任解剖學講座教授，當時醫學部裡只有一個台灣人教授，即是杜聰明。
森鷗外與台灣的輾轉緣分
這次森家與杜聰明的淵源很長，不僅森於菟本人成了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奠基人物，森家族第三代多成長於台灣，就連鷗外本人遺物亦躲過了他的故居觀潮樓的祝融之災。就連戰爭末期，四處轟炸，鷗外遺物仍被慎重地藏在士林後山，屬於台北帝大的防空洞裡。
五十年前的戰爭，使森鷗外來到台灣，五十年後，又一次戰爭，將使他的兒子森於菟離開台灣。二次大戰結束，森於菟將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權利移交給負責接收的杜聰明，相對杜聰明亦以禮相待，留聘森於菟繼續擔任解剖學教授。事態低調持續到1947年，時局丕變，包括森於菟在內，許多與台灣教育、文化、文學關係密切的日本人，如矢野峰人、池田敏雄、新垣宏一，終須引揚離台。
森鷗外呢？
引揚者，依規定，每人僅能攜帶一只不得超過三十公斤的行李。那多達九個木箱，包含書籍、雜誌、書信、照片、勳章的鷗外遺物，怎麼辦呢？
緣分又落到了杜聰明。他先是在處理台北帝大接收事務之際，特別出具文件裁定森於菟所保管的鷗外圖書屬於私人物品，全部准許搬出。後來又與森於菟的台灣學生共同保管森鷗外遺物，直到1952年，森於菟輾轉透過管道向中華民國政府申請送還的手續獲准，鷗外遺物才在台灣醫學會與警方的支持下，回到了日本。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對比柏林市中心以森鷗外住所而設的紀念館，以及重建於觀潮樓之上的森鷗外紀念館，這段森家族與台灣以及杜聰明的過去，未免被埋沒得太久。以森鷗外在明治文壇的影響力，沉浸於《舞姬》的台灣文人應該也不少，他們是否真的把Unter den Linden想成一條種滿菩提樹的大道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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