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頻道粉絲團
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離開
進入【自由副刊】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下
圖◎龔萬輝
◎王鼎鈞
最近讀到廖清秀在《文訊》發表的文章，記述他青年時期跟文協諸先進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經摟著他的肩膀，勉勵他「年輕人好好的幹！」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地事。
1954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義文藝論》單行本出版之前，邀請當時文藝界的「樞紐人物」，到中廣公司的大發音室座談，要求大家提出意見。他特別為年輕人留下兩個「見習名額」，一個是廖清秀，一個是我。這年我29歲，廖清秀應是27歲。
記得接連舉行了兩次座談，時間安排在上午，招待豐盛的午餐，然後散會。道公興致很高，來賓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導演張英表示不同的意見，他反對以「三民主義」做「文藝」的冠號，道公微笑傾聽，沒有辯解。逢到冷場的時候，全仗虞君質起來製造話題，記得虞先生肯定「內容決定形式」，他說只因為中共主張「內容決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長期的禁忌，如今看見道公在《三民主義文藝論》裡正式提出「內容決定形式」，大家如歸故鄉！短短幾句話引起一片掌聲。《三民主義文藝論》裡引用了趙甌北的「戲為六絕句」，有一位來賓指出「戲為六絕句」這個題目好像不通，他問是否漏排了什麼字，一語既出，四座皆驚。
名導演唐紹華說過一個故事，他後來寫在《文壇往事見證》裡。當年張道藩在南京創辦國立戲劇學校，中共派了一個青年來做學生，化名應揚，南京衛戌司令部發現了應揚的真實身分，派人逮捕，司令谷正倫喜歡殺人，要判應揚死刑。那時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倫又是貴州同鄉，親自到衛戍司令部把應揚保出來，立即派唐紹華送應揚坐津浦火車離開南京。
1949年上海失守，唐紹華沒能脫身，中共清理國民政府殘留的人員，上海市公安局長約唐紹華談話。唐紹華自料凶多吉少，不料局長竟是應揚！應揚第一句話是「道公好嗎？」然後問唐紹華有什麼打算，唐說想到北京看看，其實是想離開上海，這位新任的公安局長提醒他：「你何不帶著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為人民賺些外匯呢？」其實是讓他逃出虎口。唐紹華當然選擇香港，公安局立即發給路條。
這個故事不但顯示張道公愛惜青年，更令人發現中共黨員也有人情味，可以列為內戰期間難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國民黨退到台灣「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諜」，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睜睜看著他的愛將虞君質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
抗戰時期，張道藩主持文化運動，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質、李辰冬、趙友培。抗戰勝利，他帶著這三個人到平津京滬接收，大陸不守，這三個人跟著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質曾為某一個申請進入台灣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個「匪諜案」牽連，1950年2月，治安當局連虞君質這個保證人也逮捕了。張道公有理說不清，專程上陽明山對蔣總統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虞案對張道藩的工作團隊是個迎頭而來的打擊，虞君質本名虞文，出獄後改以字行，張道公無法為他安排工作，趙友培創辦《中國語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質為總編輯，可是虞的名義僅能是總經理，另外虞君質也終身沒做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
台灣在五○年代號稱恐怖時期，政府對文藝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對現實政治離心為高，兩者互為因果。道公實在不願意聽到某某作家被傳訊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見諸文字：
「……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藝重要的人，都能關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計較他們的小節，待之以朋友，愛之如兄弟，引導他們的趨向，發揮他們的天才，激勵他們的志氣，替國家社會多多效力。」
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換一個眼光看現實政治，有時見諸文字：
「……在文藝的世界裡，能夠解脫現實的束縛，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權力，以和諧消融矛盾，以喜樂化除痛苦，以博大的愛心寬容偏狹的憎恨。」
趙友培體會道公心意，默察當下需要，也寫了好幾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見是，中國作家曾經以政府為敵，現在中共政權又以作家為奴，雙方的關係極為不幸，他建議作家和政府彼此為友，做益友也做諍友。拳拳致意，語重心長。
五○年代後期，現代詩和現代畫興起，那些主管意識形態、審查文藝作品的人看在眼裡，這種詩、這種畫都是神祕的符碼，創作者究竟要傳達什麼訊息？必須追究。在主管政治文宣的人看來，文藝界的這種風氣，等於取消了文藝作品奮發精神齊一心志的作用，政府拿什麼來鼓舞民心士氣？這些作家到底是什麼意思？文藝和政府的關係出現新的緊張。30年後我在紐約與畫家秦松相遇，他說起警備總部怎樣解釋他的一幅畫，認為他「倒蔣」，一再訊問他恐嚇他。他說在最緊張的日子裡，雕塑家楊英風夫婦每夜穿得整整齊齊，坐在客廳裡等候逮捕。
道公撒的種子，至今幾乎無人記得
那時張道藩雖然等於脫離了文藝運動，仍然對趙友培表示他的憂慮。友老說，現在流行講求「公共關係」，也就是爭取別人了解，以利自身發展，他建議文協出面為詩人和畫家做些公共關係，於是道公首肯，友老主持，總幹事朱白水操辦，文協連開幾場座談會，分別邀請余光中，林亨泰，席德進，虞君質，顧獻樑，劉國松，多位名家出席說法，這些人從各個角度向社會提出解釋，這樣的詩、這樣的畫出於世界潮流，有它的美學思想和哲學思想，這些思想與共產黨毫無關係，台灣這些詩人和畫家只是追求藝術的創新，沒有絲毫政治目的。今考其時為1961年12月。事後文協把紀錄整理出來，寄給中央黨部、教育部、新聞局還有警備總部，「敬供參考」。後來當局對「現代」逐漸寬鬆，這份紀錄是起了作用的。
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對文藝貢獻太少，他說：「如果我能有張曉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長張其昀。政界稱張部長「無私無我，膽大妄為。」屢建赫赫之功，道公只有他前面四個字，沒有後面四個字。我們不必拿他跟張曉峰比，我們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軍中文藝運動，他擁有的社會資源，他從蔣介石總統那裡得到的支持，張道藩望塵莫及，「震央」雖在軍中，「震幅」及於整個文藝界，中華文獎會那一點子功業，無論是正面效用或負面影響，都被後來的論述者過分誇大了。
從根本上說，張道藩的文藝運動和王昇的文藝運動有分歧，在道公看來，藝術是「體」，是根幹，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採集文藝花果，必須好好地種樹護林。他的《三民主義文藝論》就是先文藝而後三民主義，「文藝」是三民主義文藝的源頭活水，「三民主義文藝」是文藝江河裡的一條魚。他一再宣告：「文藝運動和文藝事業，都是為了文藝創作。」他所謂文藝創作，並未限定反共文藝或戰鬥文藝。
有幾件事可以窺見道公對文藝的理念。文獎會獎助廖清秀、鍾理和、李春榮，他和他的工作團隊關懷現代詩和現代畫，中國文藝協會成立10周年，頒發第一屆文藝獎章，這年我35歲，四個得獎人，楊念慈和我反共，張秀亞和施翠峰「與反共無關」，道公對現代主義、對鄉土文學、對軍中文藝運動，都未發一言。從軍事觀點看，這樣的文藝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曠費時日，貽誤戎機，文藝界甚至有本位主義的嫌疑。我總覺得兩位蔣總統對張道藩的工作並不滿意，道公撒的種子，至今也沒幾個人記得。
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後來連他做的這一點點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他在文藝界留下的空隙無人填補。他堅持政府以誠待人，以心換心，然而以後的黨政長官呢？文藝團體集會，長官蒞臨致詞，台上空話連篇，台下作家耳語：「聽著噁心，想起來傷心，擺在那裡放心。」放心他不會因為重視文藝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滅。依政論家鄭學稼的說法，「他們拿作家文人當婊子，需要了、叫過來，使用一下，給幾個錢，不需要的時候，一看見你就討厭。」●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