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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黃雅歆／臨終練習 － 2之1
圖◎吳怡欣
◎黃雅歆 圖◎吳怡欣
自己表達簽署DNR的時候，我拿著同意書一條一條冷靜宣讀給他聽，他一項、一項點頭，我知道告別的時刻也一點、一點地靠近。
總有那個瞬間的，只是再如何預備，來的時候還是覺得突兀。
我曾經以為，會比他早告別世界。但終究是他，帶我做了臨終練習。
看不到了
那日從早上掛診，經過漫長等候到結束，歷時七小時。我走出醫院，仍是酷夏的豔陽天。出入之間生命情境瞬變，在不適應的亮光下再度仰望天空，忽然有一種飄忽的怔忡：「啊原來這明晃晃日常就要看不到了。」是這種感覺。怎麼說呢？並不是視覺器官的損害，而是眼前景觀彷彿都飄浮起來，然後邊界模糊、逐漸淡出成為海市蜃樓，最後就算睜大眼睛也是看不到了吧。
腦中最先浮現的並不是人人以為的那種戲劇性反問與錯愕，而是：年邁的父母該如何？自己如何不連累家人？有沒有可以依賴的養護機構？可不可以獨自安寧？頓時發現，沒有什麼比遭逢生命考驗時的反應能更加了解自己、確認自己的內在了。從成為照顧者開始，已讓生命習慣種種變故，迅速面對、接受、安撫身心，冷靜處理難題。浪費心神去問為什麼的環節根本沒出現過。
手術前一天先下病房簽署註記了DNR（當年尚未通過《病主法》），開始搜尋臨終一瞬與死後世界的樣貌（當然都是無法驗證之文），找尋可以緩解恐懼與痛苦的方式（包含已知與未知的），開始明白人對於死亡的不安就是來自未知、未能知；想做到、未能做到的那些。
我要怎麼告訴他「我會早於你」呢？告訴一直堅持說「我可以」的他「你不可以了，你的妻子也不可以了，我也不可以了。我們需要幫手了」呢？溝通的時候他很安靜但不妥協，用老去灰濁的眼珠定定地與我互望，通常不會給我想要的答案。這次依然如此。也許他以為我說「會早於他」只是在誇大，也或許是不想相信惡病忽然落在我身上，無法意會我內心正面臨的考驗。
這個時候真正的大哭不會有，畢竟能大哭還是充滿生命力的象徵。夜裡的告別預習最多的是對於照顧與被照顧都無能為力的抱歉。那麼是否可以有多一點時間陪伴他到老，就不用讓我必須多次費力解釋，也不用讓他看見我可能會遭逢的病痛艱辛。
在進入半年一次的觀察期，以及醫師告知治癒信心之後，之前種種初階的臨終想像暫停，那些彷彿形成模糊毛邊、飄浮在眼前的景觀再度落實下地。但我不久就明白，這世界給出「看不到了」的訊號，並不是單一的預言。
上午出門去便利商店買報紙（以便收集發票），下午出門散步，順便買彩券、愛吃的零食、或小小家用品，是他退休後多年的日常。對於要買什麼、想吃什麼、使用什麼、在哪個店家，他都有不變的執念，因此在家附近逐漸形成了固定的活動軌跡。
有時候我下班早歸，會與他在這個軌跡內不期而遇；或者休日陪他，會去順成蛋糕店買喜歡的麻糬，並且熟門熟路拐個彎去小小的彩券行買彩券。他北上工作以來人生超過半個世紀，家從來沒有搬離過，他就在此一點一滴築起生活的灘頭堡，台北東區面貌幾度物換星移，都無損他心中屬於家的領地。
他在新冠疫情期間緊急入院那時，因為嚴格的措施，病房只能留有看護一人。政府鼓勵大家以視訊替代探問，在螢幕上問候在螢幕上說再見。雖說不失權宜之計，但這需要視聽能力的權宜之計，對於耳不聰目不明的高齡者來說等於無。
不能進出醫院看他的幾日，走在熟悉的巷道、熟悉的他的散步軌跡裡，「就要看不到了」的感覺再度襲來，景物沒有飄浮沒有模糊毛邊、不會海市蜃樓，而是忽然意識到在這個店那個店理應出現的身影，就要永遠看不到了。
一條街消失了一個人，比小石子掉入水池還輕，甚至沒有重量，只有從自己的視野裡知道，尋常景觀中消失了什麼，成為心裡的缺角。
存在
總說人到晚年愛回憶過去，也許那是因為在人生中，歷史已多於未來了。
他最後兩年因為深受帶狀皰疹後遺症所苦，逐漸不愛說話不願回應甚至也不會笑了，臉部的表情永遠只剩下愁苦。唯一能引他講述的，就是叨絮著人生過往、自己的「故事」。
經歷過窮苦與亂世的陰影，他一再重複的都是那些堪忍與不堪忍的年少過往，以及戰後肅殺的恐怖。時代的傷口劃在自己的內裡，之於聽者只成為歷史的一抹痕跡。後來每每開口，他的老妻總是不悅地打斷：「都到現在了，不要淨想一些可怕的回憶，想點快樂的事情不好嗎？」
我後來想，晚年會出現的回憶也許是自動跳出來的，並不是刻意去「想」的。那些與生活纏鬥的不安與自尊匱乏，即使到了能小康自立的時候，仍然充滿過不去的糾結，匱乏感無法真正地放下。
疫情紛擾，醫院隔絕。住院的他肉體失衡，頭腦清楚，充滿疑問卻無人能為他解說，成天只能面對語言不通的看護。我隔著螢幕無能為力，撫慰的聲音難以傳達。匆匆拿每日換洗備品到病房櫃檯，看護已跟我商量不願意繼續留下。
這樣的隔絕有可能成為永久的隔絕，而我們彼此卻從來沒有「練習」過告別。他到底有什麼回憶想要把它講完（想要讓我們知道），而總是被打斷。聆聽與詢問都必須給出時間，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睡前我讓自己放聲大哭，以做為面對訣別的心理宣告。他若平安出院，就讓他講，他想要講什麼就讓他講。即使能夠引發他願意開口的就是那些充滿創傷的記憶，創傷裡面必定也有他捨不去的眷戀吧。
曾經要他回憶人生中快樂的時刻，他說一個是他畢業後能順利到銀行工作，心中大石落下，感恩銀行賜給他可以照顧家庭的生活（多麼老派的員工）；一個是外派到美國半年，圓了無法出國留學的夢想。
他的老妻當然不滿意他的快樂前排行裡沒有自己和兒女。但我想我可以懂。因為「愛」隨之而來的是責任，愛愈深責任就愈深。對原生家庭的責任、對妻子的責任、對兒女的責任，愛從來不是「為自己而活」的密碼，雖然能建構安康的家庭的確是自己想要的選擇，但那畢竟是在不同的天平。愛的責任太強烈，也就形成了愛的束縛。
他的母親生養了十二名子女，在那個艱困的時代，良莠只能看造化，但仍如母雞一般要確保大家都好好地收在羽翼下，一個都不能少。外派出國前他被仔細叮嚀一定要回來，即使同儕有人選擇留在美國任職，一家大小隨之移民，但他還是依約回來，回到他必須負責的家庭，以及原生家庭。他承繼的家庭「圓滿」在於「一個都不能少」，所以身為他的孩子如我也不能輕易飛，除非從原生家庭飛入另一個家庭，一個人脫身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他服膺著母親給他的信念，但他不知道我從小就很討厭大家族的虛幻圓滿。大家在一起服從一個權力中心，說著似是而非的傳統（到底是什麼），只要不言那些千瘡百孔的真實，就能成就一個「圓」。而我看到的是缺口。
晚年的他，正從這個缺口源源不絕傾出傷痛的、無法釋懷的記憶伏流，如湧泉般再也不用掩藏。
人的記憶就是他存在的證明，如果可以回家就讓他講，一直講。
此岸
終於跨過了疫情，過了年，春雷未響。他來到人生此岸最後的急診室。
臨別的場景我沒有設想過，但天亮後聆聽了醫師的宣告，瞬間反應是靠近他、擁抱他，感受他溫熱的氣息，附在耳邊說：爸，我很高興成為你的女兒。我無比感謝。
身體頹圮，口齒不清，但到最後一刻都還頭腦精光的他立刻明白了，轉頭看著我跟我說：謝謝妳啊謝謝妳……
淚水忽然奔洩，原來到了此刻，彼此不假思索的是感謝。我曾經想過，如果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被生出來（但凡生命皆無這種選擇吧），可能不會有正面的答案。但在性別不被期待之下，生為他的女兒無疑是上天給的好籤。他以無我的親緣之愛護衛了一切。
有了疫情的練習，我知此刻尚須心神冷靜，因為我們要一起完成此岸的最後一哩路。即使長照時光令人難以言喻，但他終究努力自持不欲抵達癱臥的景況，在神智清晰卻難以言語表達的此刻，唯有親近的家人才能閱讀意願。
換我們來護衛。
不要插管不要氣切不要綁束不要進加護病房，這些多數人臨終的盼望即使已有共識卻未必能順利執行。最終的治療是為了減低痛苦，暫時用上鼻胃管送藥後，天天被催促簽署同意書裝上乒乓手套綁束。我們沒有簽署，因為新式鼻胃管管線不會外露長線，而他也早已無力扯動了。「萬一呢？半夜發生呢？」護理人力吃緊更不容糾紛。「沒關係，我們明白。」我們會自己扛。
抽痰卻是無法避免，純氧的供給靠氧氣罩已有點勉強。但長時間的覆面強力高壓氧對衰敗的軀體甚是折磨。覆面的病人無法言語，皮膚壓損破皮，喉頭乾涸渴水，濃痰更加稠密不易抽出，對復原無望的病人來說，將陷入痛苦的惡性循環。他頭腦清楚地表達不要。我撫摸他溫軟柔細的髮，跟他說：「好，我們不要。」
他想回家。我知道他想回家。我知道他想像的回家是褪去針劑管線氧氣罩不再抽痰不用貼覆監測心電圖……換一身輕鬆便裝躺在熟悉的床褥中，環視他一生胼手胝足為我們砌下的城堡。但這些想像無法存在，回家的他必須連同所有的「附加條件」一起，也無法躺進他最熟悉的眠床。
再如何不忍我都必須如實地告訴他回家已不能如常，他只是凝望著我。我想起要來到急診室的當晚他是多麼地抗拒，要轉移到病房時就想回家。人們總說病危者往往能感知大限何時到來，所以他的極力抗拒是知道大限到了嗎？我「無情」地將他送往醫院，又再無情地告訴他現在這樣回家是「無效」的，而他最終只能舉起虛弱的手朝我搖一搖，別過臉去。是不想聽我講抑或已經絕望了我不知道，但那個怨憾無力的眼神我無法忘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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