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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 你可以不用再去顧忌羞恥 － 房慧真談《夜遊》
作家房慧真。（王文麟攝影）
專訪◎李嘉恩 圖片提供◎房慧真
房慧真新作《夜遊》。
時間接近傍晚，距離約定的碰面還有半小時，我們就都坐在沙發裡了。不知道1988年的陽光是不是也同樣惱人？你以為太陽快下山了，但它卻以最刁鑽的角度打在臉上，撐傘也遮不住。房慧真（1974-）說街景依舊，她和國中同學小南放學回家總從附近經過。用不了太久陽光就會徹底消失，填滿騎樓的廚具將如《夜遊》所寫「只剩下螢螢青光幽幽照著空寂」，和三十六年前如出一轍。時間那麼奇怪。
《夜遊》副標題為「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全書由1986年寫至世紀末，綰合著歷史大事件與私人經歷，在大與小之間，琢磨出成長於台灣八○年代的女性身體記憶。寫作前她先為全書列出年表，與之相應的是珍貴舊照。
《夜遊》意圖明晰，卻不妨礙它具備難以歸納的性質。副標將「解嚴前夕」擺在前頭，目錄與內文也充斥各種事件與年分，像座精心照料的檔案庫，我們可以很容易進入一個特定時空，然而記憶並不均等；記憶不與歷史畫上等號。
青少女階段，為了抵抗生活中來自各方面的「箝制」，房慧真給自己的音樂是重金屬搖滾。比方這兩張專輯。
右為槍與玫瑰（Guns N’ Roses）1987年發行的《毀滅慾》（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左為鞭擊金屬（Metallica）1991年同名專輯《金屬製品》（Metallica），也被粉絲稱為「黑色專輯」（The Black Album）。
共時性的痛苦
房慧真形容記者身分像是皮膚外面裹著一層緊身衣，「有時候是不太能呼吸的。」她舉前幾年參與寫作的《煙囪之島》為例，這本書處理了台灣石化業的困境，「身為記者，每一筆數據跟公開資料你都得為它負責。我覺得好像『文學的我』被壓抑在這個身分太久了。」她出入許多社運現場，寫過各種題材的報導，《夜遊》最初是想寫下她在這些場合碰見的人，房慧真說不是沒想過用報導文學的方式處理，「但老實講我當記者已經當膩了。」
膩了怎麼辦？巧合突如其來，「我在採訪綠色小組的過程中，無意間得知他們以前常來我念的金華女中。」時空完全重疊，卻又矛盾得像兩個銜接不上的切面。白天的司令台是規訓意味濃厚的朝會，到了夜晚，搖身一變成為黨外運動熱情高漲的舞台。
已經有「後見之明」的房慧真或許感到恨鐵不成鋼？她毫不留情地用「愚蠢」形容擦身而過的自己，但也不過分苛責；她決定把無知的自己放回去。
那當然是一場漫長的補課。房慧真看了老兵何文德的影片之後大受震撼，場景同樣在她熟悉的司令台，「我為整個升學體制、體罰而痛苦的時候，同時還有另一批人的痛苦――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共感。」房慧真為自己做了平衡報導，「寫作時似乎我也跟十二、三歲的自己重新相遇，才發覺其實她當年有過很快樂的時刻。」
共時性是《夜遊》的切入點，房慧真頻頻探向陷落的時空縫隙，金華女中（現為金華國中）為其一；其二則為父親任職的桃園機場，地理上除了是通往印尼父系家族的出入口，也是海外黑名單闖關回台的途徑。還有她在台北走過的許許多多的路，短暫藏匿心事的MTV包廂、隨身聽、羅曼史小說……看似微小，如今可能不復存在的物件，構築了一名國中女生的身體。
被遮住的身體
但是，為什麼強調身體？《夜遊》申請國藝會補助的副標是「戒／解嚴下的身心靈小史」，而我們見到的版本顯然有所取捨：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我覺得寫作真的有一種神祕主義，寫什麼招什麼，這本書我寫到一半的時候就發生了MeToo的事情。」房慧真整個人捲了進去，事件自六月開始延燒，她幾乎要等到十一月才有辦法接著寫作。書末幾篇「其後」，時序明顯不是八、九○年代，我們或可從中發覺《夜遊》的主題暗藏許多副聲道――不是主要的，不代表不重要。有時那是一種策略。
她自陳若不是已經卸下記者身分，「我可能不會寫〈其後之二：施與受〉，老實講那篇滿政治不正確的。」有些恐懼被拽得很緊，並不容易鬆綁，「當他在街上狂吼，我真的非常害怕……但經歷了MeToo會很清楚知道，一個人說出來很羞恥，有這麼多人一起說出來，好像就沒那麼羞恥了。」
房慧真所受的教育是「沒有身體」的，「更不用說要把它講出口，以前我們甚至會拿白紙把健康教育課本上的生殖器黏起來。」她再度反思自己所處的位置，相較過去的寫作是更隱蔽、藏得更深，如今，「MeToo有幫助我可以再出來一點，另一方面也是我刻意卸下記者的身分，只要你是記者，就會讓人有期待、要怎麼鏟奸除惡。但文學有很多灰色地帶。」
記憶不總是瑪德蓮
房慧真的記憶深處有個「永恆的圖像」。
氣味來自榴槤，場景是婆羅洲，街上的爭吵在她腦海反覆播放，羞恥不已。為何成為永恆不得而知，記憶的篩選機制不會告訴我們這些。關於這永恆的圖像有一件事倒是能夠確定，她寫道：「撞擊出我的創作欲望。」
「我那年代的教育其實就是用羞恥來懲罰你，譬如遲到的人要到前面罰站。可能有的人覺得沒什麼，但我認為女生感受到的羞恥真的是面子問題。尤其我念的國中一開始是女校，女校老師非常知道怎麼控制你。那個控制的方式就是羞恥。」
羞恥遍布生活中的每一孔隙。另一例子是，房慧真小學時在日記寫下對男同學的暗戀，「有天我回家日記就被攤在桌上，我爸罵我不知羞恥，我不曉得為什麼喜歡男同學是不知羞恥？」
這根刺一直到她上了大學都還存在，時間進入九○年代，大學生擺脫聯考，擺脫父母，流行在外租屋與男女朋友同居。房慧真非常困惑，「這麼空白的身體，一下就要跨到另一邊去，譬如第一次的性經驗，那會有一個很巨大的落差。」她觀察到，九○年代世紀末的氛圍下，台灣談性突然就衝得很前面，酷兒、性解放眾聲喧譁，中間留有一大塊靜默的空白。
話雖如此，房慧真最近讀了佐野洋子的《無用的日子》，「裡面說，到了一定年紀的人有個特權：你可以不用再去顧忌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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