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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寫小說就是站在懸崖邊緣 － 董啟章談《美德》以及長篇計畫
《美德》。（董啟章／提供）
專訪◎韓麗珠
小說家董啟章。（董啟章／提供）
對董啟章（1967-）來說，一位作家一生所有作品，都是一部合成的大書。
他的三部曲長篇計畫，由2005年第一部《天工開物》開始，第二部《時間繁史》在2007年出版，第三部上半部《學習年代》2010年完成，合共超過一百萬字，當讀者引頸以待最後的下半部，卻一等四年，出乎所有人，包括作家本人的意料。新書《美德》終於在今夏輕盈面世，但全書只有三萬多字，做為下半部的前奏，就像正餐前的小點。
放下長篇的心障
這四年之間，作家身處的社會經歷了不同的轉變，書中的世界蔓生了不同的人物，在小說宇宙的夾縫裡又長出了另一個宇宙，於是，原定的下半部，將會以五本（或更多）篇幅較短的小書形式呈現。
從第一部曲開始，經歷九年的長篇之路，董說：「寫長篇，已有計畫和預見，每天背著這個包袱，知道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其實是很沉重的壓力。我想為自己去除這個心理障礙。」
去年春天，董的長篇進度停滯不前，健康也出現問題，接近夏天的時候，幾次進出醫院，時常有心悸的情況。期間，日本文學雜誌《文學界》向董邀約短篇小說，他便交出《美德》做為長篇的引子。
「可能因為長篇寫了兩、三次都停下來，就覺得不如給自己一個動力，寫一個稍稍不同，但有關的短小作品做為前奏。完成後發現，《美德》達到既獨立又有許多可以發展的元素，可以單獨成篇，亦可當做還沒有寫完。」董說，做為長篇的引子，此書確實令他找到寫下去的衝動，而且對於長篇有了新的看法。「若是單一的長篇，必有界限，以結構而定，明確限制寫完的那一點。若沒有固定界限，每一次出版都相對地有獨立性，希望單一的書包含一切，同時，一切亦可以一件事物代表。」
長篇最後下半部的進度超乎預期，規模已遠遠超過當初董所設想的五十萬字。「其實心裡始終有『結束』的概念，問題是，如何能比較接近完結的狀態。理性地說，我想探討的還有很多，不能以較小的規模完成。不那麼理性地說就是，一直在醞釀的人物已經存在了那麼久，他們已自動膨脹到一個地步，令人無法捨棄。」難以輕易完成，也源於董對構造小說中「世界」的概念。「始終覺得要到達某個規模，才能形成一個世界，不是只是交代事情，而是把整個世界的感覺，都放進去。」
以老莊思想探討行動
自《天工開物》起，行動一直是作品中的主軸。《美德》從兩位主要人物林秉德和石兼美的視點展開。他們跟之前幾部作品中的人物不同，並非經過成長的啟蒙，從懵懂的狀態中醒悟行動之必要。相反，石兼美堅守做為無用容器的目標，除了攀石，保持心裡空空如也，即使後來參與成為行動的一部分，只是聽從他人的指示，而個人動機不明；林秉德懂得讀心，過多的思維和頻率癱瘓了行動，無法跟他人展開密切的關係。
醞釀小說期間，董在讀老子和莊子。「石兼美的狀態是人物合一，她的部分有很多莊子的思想在其中。林秉德則明顯是老子思想的代表，思考如何養尊處優，隱藏自己。之前書中抗爭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比較西化而且入世。石和林卻在行動的外圍，石在外是不由自主，也沒有經過詳細思考，但林想較多，那是他的選擇。以他們的目光包圍著許多可能會採取行動的人，他們便成了相反的角度。我覺得應該開放一種狀態，在小說裡包含截然不同的立場。
「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沒有人會用老莊的思想探討社會裡發生的事，究竟因為這些思想有其局限，不適合這時代，還是我們忽略了什麼？人們會把這套思想應用於個人，卻不會套用於社會議題，所以我刻意把這些想法放進去。」
董的小說不乏抗爭和社會運動，但在現實裡，他頻繁思索，卻從不輕易透露主張。關於這一點，六月出生的作家，表現出典型雙子座的深思熟慮，或曰，善於質疑，因為他清楚地明白雙面刃的兩端同樣鋒利和光亮。他放緩了語速，慎密地說：「發生在我四周的事情，不管在香港或世界各地，都不容我去選擇關心與否，我就是會花大量的時間思考這些事情的意義，想要得出某種看法或判斷，可是經常想來想去，也沒有任何結果。例如『占領中環』，我很明白贊成和反對的人的理由在哪裡，而他們的理由又各有分量，但無論任何一方，我也有非常不認同的部分。」
「在小說裡表達這些議題相對容易，因為不須太輕易採取立場。」談及小說，他的語氣又變得肯定而明朗：「那裡有不同立場的角色，有些人可以非常極端或不合理，可以在一個場景出現，而在另一情景又有不同意見的人，我也可以盡情地站在他們的位置。我不確定，究竟是因為我在現實中思考過許多不同的立場，而又無法確定要站在哪一方，所以要在小說裡表達，還是我慣於在小說裡展現不同立場的人，像佩索亞那樣把小說世界當做舞台，許多人物像演員進出其中，只有作者把自己掏空了，脫離任何位置。」
「道藝合一」的可能
完成《美德》至今超過一年，經過疾病，董比從前更努力追求寫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寫作的危險在於，搞不好，那就是一種毀壞身體的舉動。」因為寫作始終代表了生命最核心、重要的部分，它不只是職業，也界定了實現自己人生的方法，是否能寫，以及能否寫出達到自己要求的作品，是生存很重要的一環。
由於獲選為 2014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董為了準備書展期間的幾場講座，近月都在整理關於寫作的想法，包括幾位對自己影響至深的作家。「有一類是現代主義作家，如普魯斯特和卡夫卡，都傾向相信，寫作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交換，所以，不是早夭，就是活得很痛苦，直至死去那天也有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必先搞砸了人生才能繼續寫作；另一類作家如大江健三郎，建立了一個穩定的人生，同時持續地寫。」他坦言，自己總是被前一類作家所吸引，而對於寫作和生活並存的方式，仍然在尋索之中。「我想寫的作品，要是以消耗自己的方式，必定寫不出來，要寫下去，就必須保持平穩。但寫作始終有其危險性，就像站在懸崖的邊緣，穩定型的作家在懸崖邊站得較結實，而耗損型的作家則搖搖欲墜。」
現時，董除了準備長篇，也每天禪修，同時深入思考「道藝合一」的問題。「我這幾年都在細想，卻想不通的一點，『道藝合一』到底是否存在？從狹義上來說，『道』即自己的修行，要修心，尋找自在的形式去存在。寫作無論如何都是干擾，有欲望，有憂慮，會耗費精神。雖然我現在每天都有禪修，卻只是盡量做好自己的心理狀態，去打一場仗，受傷了又去禪修，但在寫作當中無法修行。文字是在腦袋的狀態，思維活最損害身體，寫小說是違反道的行為，令你長期和生活隔絕。」
小說一旦和生命掛鉤，那就注定不是一條筆直的大路，而是不斷另闢蹊徑，或節外生枝，正如，作者從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書寫問題的人，在許多無可避免的困惑中，作家和讀者同樣在等待一個長篇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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