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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李敏勇/追憶一個時代 - 紀念王拓

2016/08/22 06:00

圖◎阿尼默

◎李敏勇 圖◎阿尼默

父親節過後的一天,8月9日,電視新聞的跑馬燈:王拓過世的消息。再過一天,8月10日,報紙也刊載了。本名王紘久的王拓,1970年代歷經鄉土文學論戰烽火,在黨外時代投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與投入立法委員選舉的楊青矗,是作家參政的例子。

小說家的淑世精神

我正在重讀王育德《台灣海峽》(前衛出版)的一個專章:〈在恐懼與希望的夾縫間──以王拓和楊青矗為中心〉。這是月前去東京拜訪了王育德遺孀王林雪梅女士,回到台灣後,我重溫歷史的閱讀。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哥哥王育霖被捕,並慘遭殺害,在台南一中任教的王育德,1949年暑假經香港潛往日本。1950年,王林雪梅帶兩歲大的女兒離開台灣,到東京與丈夫團聚。這個大女兒王明理,現在是一位以日本語書寫的詩人,最近出版了台、華、日文對照的詩集《故鄉的太陽花》(玉山社)。她在日本初次出版的詩集,曾獲著名的日本女性詩人新川和江推薦。目前她是台灣獨立運動聯盟日本本部主席,繼承父親的志業。1924年出生的王育德,在1985年客死異國,流亡後未能回到台灣,只能以《台灣:苦悶的歷史》等全集十五冊連帶故土。

以「王拓和楊青矗為中心」的這篇論述,寫了陳若曦、王禎和、七等生,黃春明、陳映真、楊青矗和王拓七位作家,並直指王拓和楊青矗最為活躍――他倆都跨出文學、參與政治。在那戒嚴的時代,這可是要命的。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事件,雙雙被捕入獄,就是付出的代價。

我還記得,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警備總部的人員到我服務的廣告公司查詢我的往事。那時候,我在公司任職經理,外出到客戶處接案。在企畫部門擔任副理,後來成為小說家的廖輝英出面回應相關的調查,並轉交給我警總人員的電話。我打了電話,對方回說沒事沒事。

我知道,我之所以被訪查,是因為王拓和楊青矗的關係。不只我與他倆有聯繫,我還在他倆投入選戰時,多次參加了相關的活動。在台北國賓飯店的募款餐會和台中的一些競選活動場合,我和新婚的妻子都熱心奔走。因為這樣,才會被調查吧。

初見王拓是在台中,記得那是1975年。那時,鄉土文學論戰尚未發生,但王拓已發表多篇小說。我來台北的廣告公司任職前,在台中也與剛從廣告公司離職的黃春明見了面。後來才知道,我進入的公司正好是他離開的公司。我在這家公司,廖輝英之前,還有一位同事,是小說家張毅,後來的導演,他在廣告攝影部門工作。在那個年代,許多文學青年寄身在廣告公司。

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時,我已在台北工作,也編輯被與《台灣文藝》相提並論的《笠詩刊》。《笠》自1964年與《台灣文藝》一起創刊後,一直被認為是「鄉土」文學的刊物。但《笠》並未真正介入鄉土文學論戰,只在1978年10月號的《笠》第八十七期,刊載了由我記錄的十六頁長文「鄉土與自由」座談,並在副題標明了「台灣詩文學的展望」,述說《笠》的本土詩文學立場。那時候介乎鄉土文學論戰和美麗島高雄事件之間。這篇座談紀錄本來是與台中的《台灣日報》副刊合辦,做為改版的專題企畫。但並未刊登,《台灣日報》也被強迫轉讓。報人傅朝樞出走美國,辦了《中報》。當時的情治頭子王昇被指為介入之手。時局的嚴峻顯然超過文學工作者的想像。

王拓出身基隆八斗子漁村,他與出身中油煉油廠的楊青矗:一是漁村作家,一為工人作家,分別為漁民、工人的現實生活刻畫了形跡。被當局的思想檢查機構認為揭露社會底層黑暗面,被以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工農兵文學帽子批判。論戰是藉由筆隊伍的鎮壓。余光中、彭歌在那段歷史都有角色。彭以「不談人性,哪有文學?」、余以「狼來了」,又是溫良恭儉讓那一套!

小說家的王拓,也有文學與政治評論。他的淑世精神讓自己從文學人而政治人,無非是想更積極地實踐改革社會的理想。那個時代,對中國國民黨挾持國家的國策文學有異議的作家,不只本土意識論者,也包括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者──像陳映真。

從文學而政治,美麗島高雄事件讓王拓和楊青矗入獄。這是戰後台灣歷史最關鍵性的兩次轉折: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在死滅中倍受屈辱;1979年的美麗島高雄事件,卻讓台灣從屈服中重新站起來,解嚴後的民主化、政治轉型、政黨輪替,就是轉折的證明。

歷史已在審判了嗎?

出版《金水嬸》、《望君早歸》,文學評論《張愛玲與宋江》、政治評論《街巷鼓聲》、《民眾的眼睛》,充滿正義感的王拓,因美麗島高雄事件被判刑六年。監禁四年後,假釋出獄,見證了黨國時代戒嚴統治的歷史。出獄後的王拓,曾參與工黨的創黨,後來加入民進黨。他參加過基隆市長選舉。當選過國大代表,兩任立法委員,並曾出任文建會主委,卸任後在永和主持社區大學,邀我去授課。2008年,民進黨失去政權後,他在蔡英文出任主席時,以祕書長職務輔佐黨務。

我最近一次看到王拓,是在今年五二○的總統就職國宴晚宴。同桌的我們不談政治而談文學。對於我持續不輟寫作,不斷出版新書,他相當羨慕。他也為再投入寫作懷抱著積極心。文學與政治,有關連但互不從屬。我一直希望文學更為介入,但文學應為文學。如猶太裔前蘇聯流亡美國的詩人布洛斯基所說:「詩人應干涉政治,一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為止。」常記在我心裡。多麼希望看到王拓新計畫的實現。我們的社會已有許多人投入政治,現在是希望更多人耕耘文化、播文學的種子的時候了。

知道王拓辭世的消息,心裡有許多感傷。這些時日、曾為多位出生於1920年代台灣前輩作家的辭世寫了追悼文章――他(她)們是跨越國度,跨越語言的一代,經歷瘖啞的歲月。而長我幾歲的王拓,對於我而言是兄長般的存在,他應該還有文學之路要走。至少,要彌補他在獄中的歲月。不是說許多在台灣的政治良心犯在人生之途是要扣除被監禁的時間嗎?

王拓在美麗島高雄事件的審判答辯,從容地說:「被逮捕後,我看了一本托爾斯泰寫的《復活》。書中描寫法律的不公平。希望法官要有良心和正義感。不要使無辜的人民去過痛苦的生活。歷史必定再做一次審判。檢察官難道對歷史、對後世的人毫不畏懼嗎?」

歷史有在審判嗎?歷史已在審判了嗎?在台灣社會殷切期待轉型正義實現、期待司法改革的這個時際,王拓的答辯似乎抒寫著期待。他的筆曾經沾著自己的汗水與家人的淚水,甚至心裡流出來、淌血的墨水。鄉土文學論戰的那一段歷史,那些在戒嚴時代被獨裁體制傷害、窒息的名字應該有更多的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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