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張亦絢／【荼蘼九○】不斷分手論

◎張亦絢

某次採訪，我挑明了說：「就把我當叛徒也好，叛徒不會毫無意義。」訪者慌亂，誤以為我說氣話，懇切說了許多沖淡的言語。採訪出來，我仍被某種「仁人志士」的形象籠罩。無奈，但也知拋出「不忠是嚴肅課題」這種思路是跳躍了些。然而我並非毫無引申：「除非有徹底的了解，除非被背叛的對象十分有價值，背叛不會有什麼重要性。」九○年代，原是我上高中之後的十年。啊，那使我往後一再寫出「分手信」的十年。

一夕間變成了程嬰

第一大事，當然是鄭南榕自焚。與初戀情人吵架，疼我的阿嬤過世，三件事都令我大哭過。其中又以八九年鄭南榕過世的那一哭，最肝腸寸斷，是我最不願意去回顧的。不同於若干人相信的，激烈行為會引起效法，我在這事看到的，反而是一種「自焚禁止」。因為做過的事就不必再做了。小學時讀《東周列國演義》，公孫杵臼對程嬰說：「死容易，撫養遺孤難，就讓我做容易的那一件吧。」久久難言。鄭南榕自焚後，我感到我們都在一夕間變成了程嬰。而遺孤，自然不只是葉菊蘭母女，而是所有我們在乎，卻曾經被迫不可在乎的文化與價值。在茶之中加果醬，是俄羅斯茶的喝法，至今我仍常提。那是連同鄭南榕自焚被我記住的事──因為那是鄭竹梅的話。或許確實有一種怨，我們是帶著禮物的一代，這個受贈，使我們不再有任何可能自溺於絕望，就像地獄入口，已被某個非常了解我們哀痛的守門人擋住。我們不得不深刻，也不得不向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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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多或少解釋了那十年，關於理想以及集體政治行動，總是充滿了全力以赴。最後套句某學姊說過，常有機會被引的話：「用我們的理想勒索我們。」這說的可能是無償勞動，對不當領導的妥協，或是難以揭發醜聞的失聲──果然是，撫養遺孤難。

總有遊行要動員，總有論述待完成。二十歲上下，一篇台權會的稿，我不知花了多少天，寫寫修，修修寫，關於女權是人權。寫得那麼苦，不只因為社會還非常缺乏共識，也因為──容我待自己寬大些──實在太年少了。雖然那十年後期，台灣出版了最多經典女性主義：《創傷與復原》、《對抗女人的戰爭》、《性騷擾與性別歧視》。一次記者聚會，厲害的女性主義者學姊匆忙但又極有效率地，將關於性別歧視的重點畫給在場記者。眾人多少都有性別意識，但面對挑眼，挺得住還是不易。有女記者邊說邊掉淚，只因涉及性別議題，主管就有不顧事實的既定態度，高壓給出「該寫的方向」。那一、兩行「性別良知」，讀者以為水到渠成的女性主義熱潮，事實上，有時還是女記者們冒險犯難，偷渡闖關的結果。

荷爾蒙都馬克思了

《崩麗絲味》出版時，簡介有句話，謂後解嚴的昂揚為「遙遠的傳奇」。也似乎不無疑問：人哪去了？我偷偷笑。是該有人出來說說。然而是誰呢？回答困難。而困難與其說是可哀的，不如說是可喜的。那是一個如此以集體努力為理想的年代，不具名、做白工或是功成不居，是我太熟知的。除了少數以專業社會運動者為志向者，大部分的參與者，都另有技藝在身。如果讓我違背我所記取的九○風格說幾句話，就這麼說吧：比如說，現在身分是學者的紀大偉，要再去說那年代，穿梭在宣傳車中間時，我就曾一瞥他如做小工般地在負責傳單搬運，豈不顯得我太八卦嗎？然而，能夠以此類推的例子並不少。

另一版本──版本眾多。因為那是太熱鬧的年代。若從更早時候說，就要說說我糟糕的高中死黨小魚。小魚什麼都不缺，只缺政治意識。但我開始接觸運動圈，除了三月學運之外，還拜她所賜。不知為何藍佩嘉在高中生眼中頗有分量，她弟弟與我們同年，根據小魚熱衷聯誼的性格，被她算做「有想法的人」的我，理應和藍的弟弟等攪和。藍佩嘉有想法，她弟弟也有想法，則是少女隨便的推理。理論上我後來什麼人都認識了，但某人之弟我從未深談，那真是少女怪異的胡鬧。「約在唐山」，十分有革命或說知識分子氣質地約在唐山，背後真正的推手，是那既與革命也與知識分子徹底無緣的小魚。我前往的成分未必是外觀可見的滿腦理想，不願掃死黨的興，也是原因。

我們在學校走廊議論政治，小魚不要命地跑來跌個狗吃屎。「妳有何要事跑成這樣？」我問。她說。我們聽。下了結論：連我們小魚都知軍人干政不可，還能因此跌倒，國家有救了。雖然跟得上時事，對歷史卻知道得很少。有天班上不具名地傳紙條給物理老師：老師，什麼是二二八？老師飛快地告訴我們。每說一句，就看走廊一眼。回想當時緊繃的氣氛，喉嚨裡就有塊叫害怕的鉛哽住我。

「高中啊，就是跟一個手上拿著梅洛龐蒂的男生轉來轉去啊！」有次應巴黎同學之邀描繪我的台灣高中生活，我這麼說。「還有就是為了弄懂性，被騙一樣讀完傅柯的《性意識史》。」其實我首先有印象還是被給了《托洛斯基自傳》。然後去了第一個工運現場，大同工會。晚上去看我阿嬤，沒把背包上的布條解下，被自己開公司的姑丈看到，他對我道：「這些罷工，我們都很關心，只是沒機會了解。」後來他給我講了他讀書時做工的事，頭髮裡的鐵屑等等。別人給的書有時不愛，然而忘不了自己找到的《勞動與壟斷資本》。如舉一部影片象徵那些年，我會舉的就是《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對全球化的憂心已開始，嘉隆女工抗爭與惡性關廠，是我這代人刻心的痛。有次我看我當年的讀書會影印本，頁緣還有我手寫算式，所以就算我更記得，那場讀書會上有兩人發情，根本無法進行，筆跡卻顯示，至少當年有個我，荷爾蒙都馬克思了。算式應是我想深入的部分，可是現場有人沒命地互相挑逗，我不願傷害性欲的生命，算式也就永遠擺那了。

熱鬧有熱鬧的傷害

知識界疾呼反對汙名「性」的影響力不知有多大。村上春樹開始被譯到台灣，文學是風靡的原因，然而也應歸功《挪威的森林》，我們總算都知道口交怎麼回事，以及自慰可「令不太清楚的頭腦更清楚些」。同一時間，女校校長想禁止在口語中使用「爽」字。我在家中用電話跟死黨抱怨，為何無端被禁用一個字。晚餐時父母為了懲罰我，故意用台語交談，內容是我（如要用「爽」這字）將來會淪落到當妓女。用台語是假裝不說給妳聽，好加倍羞辱妳。這兩人的母語都非台語，為了修理女兒，倒真靈活應變。「梅洛龐蒂男生」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匆匆下樓。他說過要送村上春樹來，然而不知我住哪，於是這樣喊我。幸好父母不在。那天一度被我視為此生幸福的烙印，宣告傷口皆癒合──傷口，指的是國中三年的同志戀情。然而我們在去看侯麥電影的路上鬧起彆扭。「高三要聯考，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我說。聯考很快過去。之後有年生日，我收到他影印的全套女性主義文學大字典──買都買不到。這大概可註解為「每個女性主義者背後都有一個男人」的意思。

熱鬧有熱鬧的傷害。後來女友的舊情人還到家中睡。幾天後，初戀情人打電話找我，我說得很輕，但她知道我，她直截了當地說：「妳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去妳們家坐坐。」真只有「破涕為笑」可說了。對同志總留點情：情欲與人際傾軋看很煩，然而就算什麼讓我「氣同志氣到不行」，我也總想當年絕美笑話寬慰我。

笑話少，苦痛多。苦痛也有經典。遊行走一半，我聽到幾個帶頭的起意無故衝警察──我驚呆了。有原因，自焚都可以，但沒有原因。我緊張地跟著，我所有的理論基礎與生命經驗，都沒預備好處理這事。最後沒有衝，內部僵持過程，一名學運女生直著喉嚨喊：警察就是強暴！──這你寫詩或寫特異論述吧，這種自由我不反對。但帶人在街頭上，要講常識。還好警察比我們高素質。警察會多氣學生──不需讀帕索里尼給警察的詩也該知道，無故挑釁，根本混蛋。政治與直覺，最後只是直覺保我。行前會議我去開的，因為是代表，我還說了一句滑稽的政治話：「××組織婉謝這項提議。」婉謝擔任糾察。理由很多，真正的原因也許只是直覺不對勁。後來我每每回想，如果我沒婉謝，承下糾察任務，帶頭的又發神經地製造衝突──我要怎麼跟自己與其他人算帳？我立誓永不上街頭──然而誓言也一再失守。負責任的還是運動大部分，以這事概括，絕不公平。然而我在現場，幾人密謀時，我的眼正對著幾個人的眼。那幾雙無聊而想鬧，無神卻發亮的眼──成了我生命中的急凍冰點。我們不屬同組織，但我對這些人有所聞，有男有女也有女同志。議題倒與性別不相關。

當然不能說盡一切。不過，所謂錐心之痛，就在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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