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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向左走 向右走 從左傾到反共的張愛玲

2007/03/22 06:00

文.圖片提供◎符立中

從見棄文壇到稱霸文學史,從國共清日成串夾雜的政治糾葛,乃至於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商業魅力,使得張愛玲持續站在爭議的風頭浪尖。只是:當論者拿一堆與藝術無關的準繩輕率月旦,所持立論往往只是武斷的表象和粗糙的因襲。本文將試圖橫觀當時她所身處的時代,以及縱觀一脈相傳的體系傳承,去填補這數十年來「張看」的黑洞。

鴛鴦蝴蝶的家世

無可否認:鴛鴦蝴蝶的養分,始終是張愛玲擄獲廣大讀者的法寶,也使其成為巴金、林語堂、徐訏後收益最大的正統作家。由於前三者風行自有其嚴肅理由(如巴金鼓吹社會革命),因此張的「出身不正」,使她屢屢見棄純文學界;直到夏志清平地一聲驚雷,以壓倒性的篇幅予其空前肯定,張愛玲才風行草偃地征服台灣。

鴛鴦蝴蝶脫胎自才子佳人話本,賣點多半著眼於戀愛糾葛,以滿足讀者心理;隨著日益開放,甚至擴展到性的描寫。鴛鴦蝴蝶(以及遞補的禮拜六)派之所以為人垢病,在於是不折不扣的商業寫作;許多此派作者同時兼營武俠小說、社會黑幕、緋聞小報,在當時一心尋求進步的社會,被認為是傳統封建的渣滓。

張愛玲從未遮掩她自鴛鴦蝴蝶受到的滋養:她敬慕《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是有名的;前者雖革命性地打破才子佳人大團圓老套,卻也正因「打著花月反花月」,使其本身變為悲金悼玉的「桃花窟」。尤其書中種種氤盦,在中國受到浪漫感傷主義洗禮之後,成為不折不扣的「新鴛鴦蝴蝶夢」。張愛玲的筆觸哀感頑豔,在渲染氣氛上尤其觸動人心,別具雅俗共賞魅力,最主要就是得力於《紅樓夢》的訓練。

在《海上花列傳》之後,她推崇的對象是張恨水,甚至不時為張資平、張恨水誰高誰低分辯。無論創作或改寫,海派對張愛玲的影響自然更大。她被水晶訪問時自承《怨女》深受朱瘦菊的《歇浦潮》影響;另外「改寫」這個違反現代原創觀念的寫作準則,則構成了整部《半生緣》。此點至為重要,筆者將在後面詳加說明。

新感覺派的洗禮

若說張愛玲獨具慧眼,從《紅樓夢》到鴛鴦蝴蝶習得民俗風情的觀察,那麼使她脫胎換骨,帶來時尚感、城市風的,則為新感覺派。新感覺派起始於法國的保羅.穆杭(Paul Morand),大戰後傳統秩序崩解,人們生活在困憊、狂燥的城市中,心理產生異變;穆杭作《不夜城》、《歡愉之城》……皆運用到波特萊爾、韓波從唯美衍生為頹唐派的象徵技法。這股流風傳到東洋,對橫光利一、崛口大學產生革命性的啟發;日本明治維新後西風大盛,作家同時肩負宣揚教育、政治、音樂、藝術等新思想,這種趨勢同樣感染到留日的魯迅等人。在鴛鴦蝴蝶這邊,周瘦鵑的《西子湖底》即在營造傳奇的同時,拓展到變態、畸戀還有神祕主義的病態美,這些都影響到張愛玲;新感覺派將彼時風起雲湧的佛洛依德「潛意識理論」形諸於文學表現,更綻放出詭譎的奇芳異卉。

歷經政治千層浪

張愛玲一直被中共批判為「漢奸情婦」,這種以政治戕害文學的作法固然偏狹,坦白說,也缺乏歷史知識——張和汪偽政權聯結早在結識胡蘭成前。胡是汪偽成立之初的五虎將,當時陳公博尚未出頭,汪精衛本人兼代理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長,胡蘭成擔任宣傳部次長兼中華日報總主筆。周佛海陣營則由周本人擔任財政局長兼任中央銀行總裁暨特工委員會主席、警政部長。大名鼎鼎的丁默村擔任社會部長,他被刺殺之事後來被寫成《色、戒》。

胡蘭成原非官場中人,雖工心計,進退遠不如其他同儕,很快就大權旁落,只能在蘇青辦的《天地》雜誌寫寫文章。當他用計毒殺李士群後,被周佛海尋隙下獄。蘇青基於愛才,約了張愛玲一同求情——可見先前便有交情——同時亦可一瞥「即便是」「汪偽」政權,對張這麼個「禮拜六派」亦有起碼的連繫和尊重。至於胡出獄後怎樣造訪張愛玲、怎樣織就「傾城之戀」,坊間多得是老生常談。

張愛玲出身李鴻章之後,李鴻章割讓台灣,輿論大譁,回朝後未得讚賞,不久就抑鬱謝世。這些,都被張愛玲寫進〈創世紀〉中。至於她自己,在香港就讀時遭逢太平洋戰爭,留學夢碎,不得不回到上海,開始賣文為生。從這些牽扯來看,若說她對日本有任何好感,真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張愛玲從未有任何宣揚「大東亞共榮」的文字。「漢奸情婦」的頭銜,措辭太厲,是政治對她的第一個不公。

張愛玲本身是否有政治取決?當然有!不但有,而且屢屢形諸文字。她對政治的第一個忿恨,當然是封建餘孽,不過那是當時的普世價值,倒也不足為奇。真正顯現其傾向的,是她對國民黨的不存好感,雖則這些文字進入台灣市場前已先修整過,但仍可見蛛絲馬跡。

張愛玲對國民黨的第一個批判,早在44年發表的〈等〉。當時她仍因敵偽關係被視為待罪之身,因此公然發難,想必已忍無可忍:當時公務員因戰後接收,隻身赴任者眾,所以「蔣先生下了命令,叫他們討(妾)呀!因為戰爭的緣故,人口損失太多,要獎勵生育,格咾下了命令,太太不在身邊兩年,就可以重新討,現在也不叫姨太太了,叫二夫人!」

日本戰敗後胡蘭成固然亡命天涯,張愛玲也被整個文壇封殺。雖則這也可能係因「勝利文人」(包括左派)視她為「禮拜六派」,但那牽涉到文學評價貶抑,自信的她當然歸咎於執政者的政治壓迫。後來她在《十八春》對國民黨戰後動輒槍斃「漢奸」有嚴厲的批判,說「誰願意出面替日本人做事」,但「在刺刀尖下,也是沒有辦法」。這個從小說裡跳出來的議論,雖則無法涵蓋胡蘭成那種「主動求官」的行為,卻可視為張愛玲(及其他被動為生者)的自辯。此外張愛玲還編造慕璟被冤為漢奸下獄,太太遭拷打慘死。這種人命關天所激起的義憤自不待言。《十八春》是嚴重左傾的作品,雖然日後「淨化」成《半生緣》,農工階級至上的思想仍俯拾皆是:比方男主角世鈞受不了家裡的封建腐化來到上海,「他在廠裡做實習工程師,整天在機器間跟工人一同工作……那生活是很苦,但那經驗卻是花錢買不到的」。女主角曼楨簡直是進步青年,後來和世鈞鬧翻時說:「你究竟還想不想出來做事?我想你不見得就甘心在家裡待著,過一輩子,和你父親一樣。」原版《十八春》裡這一批相互糾纏的男女後來居然都「覺醒」了!一齊赴東北建設新中國;曼楨甚至還拋下加入文工團的兒子(因為有「黨」在照顧?)。至於當初強暴她的大反派祝鴻才,「解放後像他們那些投積的自然不行了,他想到台灣去,坐了個帆船,一船幾十個人,船翻了全淹死了。」

從左傾到反共

從上述這些悖離常理的情節,我們不難想像張愛玲對蔣氏政權的反感有多深,也了解到她當初編寫這個「進步」的故事,多少有幾分言不由衷。《十八春》的情節、結構根據高全之的詳細比對,完全拷貝Marquand的《H.M.Pulham, Esq.》,皆是從虛度半生的男主角展開回顧。原本張愛玲用18個章節來安插18年的悲歡離合,尚具巧思;後來為了進入台灣市場,沒辦法寫到解放後,改為14個年頭,結構都破壞了;可是前仆後繼的評論「家」仍力捧偏左、非原創的《半生緣》,而不斷栽贓反共的《赤地之戀》、《秧歌》是「缺乏農村體驗的捏造」、是「政治指定創作」!

這個如今已成「論述主流」的結果十分值得玩味,因為有「漢奸、批判蔣氏政權」前科的張愛玲(我不相信調查局會不知道),當初能打進台灣市場,除了美國(如美新處、及洋學者夏志清)的「黃袍加身」,最主要的就是以「反共」的《秧歌》做為開路先鋒。這部小說經過胡適、朱西甯、龍應台等不同世代的論者肯定,立場儘管有別,一致認為是張愛玲不世出的經典之作。在所有「張迷」之中,當初唯一持否定意見的是水晶;結果在他主觀在前、缺乏新聞編採訓練在後的訪問裡,《赤地之戀》變成「她主動告訴我,《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況下寫成,所以非常不滿意。」筆者之前已做過長篇考證,美新處根本毫無權利去「授權」這麼部作品、Commissioned應翻成「委託」。這種資助的形態,現今台灣滿街都是,接受國藝會、台北文學獎補助、拿國家文藝獎的,沒有任何論者敢栽贓他們是「政治指定創作」,唯獨張愛玲蒙此不白之冤!

不難想像張愛玲曾對共產制度有過什麼樣的憧憬——畢竟,她也是個唯「物」論者。物質世界的真實感和誘惑力,激發她那充滿光暈的文筆。

遭受封建遺毒戕害的日子終於過去,對她有成見的國民政府遷台,無產階級執政了,像她這種窘迫的文人,難免對當初更重藝文宣傳的共黨產生「終於翻身」的期盼;可是,在《十八春》的結尾已經不自覺地流露出對政治的幻滅——男女主角觀賞文工團的表演,這和《秧歌》未了老太婆去扭秧歌有什麼不同?想要活下去,周遭種種先是只能旁觀當戲看,後來甚至必須自己騙自己地下去演!

令人感慨的是,張愛玲有勇氣陳現自己從憧憬到幻滅的變化,遭受三反五反、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卻仍昧於現實地批判這兩本「告洋狀」、「不忠於祖國」的反共作品。涵蓋所及,不少海外論者也不自覺地附和這樣的論調。

儘管走過親日、左傾、反共這一路爭議歷程,我想張愛玲是兩岸三地寫情的第一把能手,應該仍無疑議。那正因她洞察種種愛戀糾葛、乃至兩性的資源不公,背後隱含著根本性的社會問題;而要探討張愛玲所呈現的深層結構,不論及政治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平肇因於現實架構的殘缺,而改變現況的方式,提出自己主張是最基本的態度。半出於天性、半出於經濟窘困以及女子自立等早年的悲慘遭遇,張愛玲變成一個實用主義者,使她比同時代作家更能超越口號教條,真切體察到實際的民生問題。從《金鎖記》到《十八春》、《小艾》、《秧歌》到《赤地之戀》,我們可以看到她對社會議題的成長。

張愛玲生長在一個遠比今日動亂的時代,但是那個時代,卻也是崇敬文學、更相信文學功能的世代。以現今21世紀一己偏狹觀感評析張愛玲的做法,早該成為過去;況且今天也已消失造就張愛玲的動能與資源。如果我們以儀式性的拼圖、聚沙成塔的努力,在那個文學背景尚未消逝殆盡之前,致力對他們的理解,文學因子才得以恢復生機,繼續律動,啟動生生不息的孕育功能。現今修辭單薄、文體殘缺的危機並不在於某些「專家」聲嘶力竭致力於文言文教學——張愛玲、穆時英的成就皆在打破前人窠臼──而在於我們如何尊重「溝通」、「創作」的「藝術」功能。文學不是用來消費、但也不是光寫給自己看的;張愛玲能超越任何政治強樑,正足以說明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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