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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黃崇凱／聶華苓的機遇之歌
圖◎顏寧儀
◎黃崇凱 圖◎顏寧儀
2018年夏天，我到美國愛荷華參與「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這是1967年由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1908-1991）和聶華苓（1925-）共同創辦的國際作家駐村計畫。駐村第一天的狂暴風雨打濕了這座大學城，作家們分批被載往開幕派對的湖邊會場。還在排隊等著領取餐點，我遠遠瞥見疑似聶華苓的老太太坐在最靠近講台那桌。我草草填了肚子，主動靠過去打招呼兼自我介紹，九十幾歲的聶華苓臉色亮起來，問我：「怎麼樣，來了這兒以後跟原本想像的有什麼不同？」當晚我和同期駐村的中國詩人蔡天新、香港詩人周漢輝就到訪了那座山坡上的鹿園家屋，走進世界文學的客廳。之後的兩個多月裡，我時常想起聶華苓那個問句。
對照記
1949到60年間，聶華苓在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編輯，也在雜誌社出版個人第一本作品集。她在台生活的最大轉折是1960年的「自由中國事件」。雷震等同仁被捕、雜誌被查禁，她和家人都深陷恐懼陰影，她過著形同軟禁的生活，也無法出外工作。然而正是在這段困頓時期，她寫作養家，寫出第一本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也嘗試以英文寫作。接著陸續受邀到台大、東海講課教現代文學創作，直到1963年的第二個轉折出現：時任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總監的保羅．安格爾訪台，偶然結識了聶華苓。隔年，聶華苓受邀飛往愛荷華，成為日後帶領台灣文學「出國」的重要推手。
漫步在愛荷華的街上，有時會撞見腳底鐫刻著馮內果（Kurt Vonnegut）或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的句子。我知道余光中、瘂弦、商禽、鄭愁予、楊牧、王文興、白先勇、林懷民都曾在這座大學城晃盪。我到大學圖書館調閱他們的畢業作品，在特藏檔案室翻閱過往駐村的華文作家資料。絕大多數作家的相關資料都是一到幾個資料夾，計畫創辦人聶華苓的檔案則有八箱。聶華苓的檔案箱大多是不同版本的中英文手稿、打字稿，在中港台發表的作品、訪談、報導等報刊材料。其中當然以她的兩部長篇小說手稿最為重要。當我看到《桑青與桃紅》的手稿首頁，不免想起這本小說的曲折命運。
歷來關於《桑青與桃紅》的討論不少，不同時期引發不同解讀觀點，這表示小說本身足以抵抗時間的氧化，時時保有鮮明光澤。聶華苓的創作主力在小說，1964年到美國前，她已在台出版三本中短篇小說集、一本長篇小說。但聶華苓說，到美國後，「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可能要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也可能是掛心還在台灣的兩個女兒。書寫《桑青與桃紅》前，她花了大量時間做功課、收集材料，要到1970年才在《聯合報》副刊開筆連載。然而連載沒多久就被腰斬，轉至香港報刊發表，第一次成書出版是1976年，也在香港。要到台灣解嚴後的1988年，《桑青與桃紅》才首次在台出版。
如果以小說內容來推測當年被中止連載的緣由，多半因為小說不與當時國民黨政府彈同調，小說家有她自己對於抗戰時期到70年代的歷史記憶。據聶華苓的說法，原先收集的材料足夠寫出四、五本小說，最終她擇取四個片段，既獨立且連貫，呈現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在時空激盪下裂變出的另一個自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語言。小說開篇就以「桃紅」的高音放言建立這個角色，透過移民局官員的眼光來觀看自稱桃紅的女子住所，牆上滿是狂人囈語。隨著情節推動，讀者逐漸明白主角「桑青」和「桃紅」其實是一人分裂成兩角。此時小說的驅動力轉變成「為什麼桑青會一步步變成桃紅？」作者剪輯桑青的四個人生段落，依序是1945、1948至49、1957至59、1969至70，以簡御繁寫出一個中國少女在二戰尾聲、國共內戰、台灣白色恐怖年代乃至赴美後的大歷史。作者大量使用書信、日記、新聞剪報等形式，營造私我傾訴氛圍，在個人述說中消融了大歷史的硬度，散發柔軟、不安的情緒。例如在第一部，十六歲的桑青與女同學史丹搭上長江三峽的渡船，天空深處傳來戰爭的聲音，船上的乘客也在跟洶洶大河奮戰，生死之際的擱淺時分，眾人對賭作樂，肉身做注，速寫船上的食色欲望。第一部結束在日本投降、船隻總算乘水再起，而桑青也終結了自身的少女時代。第二部起始於逆向飛行的班機。中共八路軍包圍北平，桑青卻從南京飛往北平結婚。時局透過廣播穿插在圍城裡的生活，私人情欲在家國高壓下湧動不止。第三部則是在閉鎖的閣樓間，寫一家三口的藏匿故事。萎頓的丈夫、屈辱的妻子和活在幻想中的小女孩，共同隱喻著彼時的困境台灣。第四部以桑青面對美國移民局官員的審查開場，讀者在對話中可推敲補足桑青的半生遭遇，也慢慢察覺到她在自我壓抑的過程中，漸漸析離出桃紅，來抵抗現實的催逼。小說以桑青迂迴而執拗的低音為主要敘事者，且不時調用桃紅放浪而尖銳的高音加以製造矛盾，隨著情節進展，桃紅逐步取得愈來愈強的聲音，也使得小說的走向難以預想。
整部小說隨處可見反差對比的並置，從兩種敘事聲腔，到小我的生存對照國家的存續，大段落的個體生命每每插入匕首般的集體事件，於是小說呈顯的並非以小見大的差序結構，而是抽象的國族意識不比具體的自我覺醒更重要。此書不僅在聶華苓全部作品中處於核心，也在當年的肅殺氣氛下顯得難能可貴。因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膨脹，正是一面吸收個體精血，一面壓制獨立反思的空間，不斷複誦著「沒有國哪有家」、「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這類國族咒語。小說潛藏著另類版本的歷史，在在以多聲道噪音挑戰、乃至突破了封印結界。
四樂章
聶華苓的三本長篇小說分別在1960、76、85年出版，自傳《三生三世》首次出版則是在2004年。2011年，聶華苓在自傳架構上添加先前數本散文集內容，增訂為《三輩子》。如果從自傳倒回去看三本長篇小說，四本書就像一部典型的四樂章交響樂曲。
聶華苓時常挪用自身經歷化為小說基礎，最明顯的是三本小說均有關鍵情節脫胎自她少女時期的流徙、求學經驗。《失去的金鈴子》寫苓子在考完大學後，獨身前往三斗坪與母親重逢，細筆描繪抗戰時期的偏遠山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如何在新舊規範中游移、對抗和掙扎。這就像是第一樂章，輕快素淨的奏鳴曲式，透過十八歲大姑娘之眼，從四川到鄉間，體驗蟲魚鳥獸的鄉村時光，摸索晴雨不定的少女情懷。聶華苓寫於1985年，未曾在台出版的三十萬字長篇小說《千山外，水長流》，可視為第二樂章。這本小說以二戰後出生的中美混血女子蓮兒為主軸，寫她在1982年赴美國愛荷華留學，拜訪從未謀面的美國父親的家人。蓮兒的父親出身愛荷華石頭城，二戰曾赴中國戰區，偶然認識蓮兒的母親柳風蓮，並在中國內戰末期以記者身分再到中國，留下遺腹女。小說寫蓮兒如何在成長過程中與共和國一同狂飆，又如何因血緣、長相備受歧視。書中第二部以大篇幅的書信體加眉批，從母親的口中轉述她與美國父親的情緣始末，蓮兒才漸漸化解多年來對父母雙方的心結。我們可以輕易地從這段故事映照出作者身影，甚至聯想柳風蓮即是1949年後選擇留在新中國的另一版本的聶華苓。一如典型的第二樂章，這本小說承接了《失去的金鈴子》的世界，也拓寬了時空界線，徐徐開展兩座大陸之間的移動，演繹一個女子在異鄉中認識自己。二十萬字的《桑青與桃紅》則是第三樂章。讀者看到的是以桑青與桃紅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聯手獻上的諧謔曲（Scherzo），帶點尖刻，笑謔，還有些刺人的奇情。同樣的，我們可從中對應到作者輪廓（搭船過三峽、入北平圍城、出逃至台灣、赴美定居），卻也能看到這些經驗在變造後，長成了小說的血肉。來到第四樂章，厚重的《三輩子》有如輪旋曲式，層層迴旋交疊聶華苓大半生漂泊的生命史。讀者可以在書中發現苓子、柳風蓮、桑青的行蹤，可以找到種種分散在三本小說中的細節，印證小說家在紀實與虛構之間遊走的軌跡。這是小說家嘗試顯影的中國女子群像，她讓小說角色代替自己去過平行世界的生活，遭逢不同的處境，看看那些生命歧路的盡頭可能有些什麼。
在愛荷華駐村的兩個多月裡，我一共見到聶華苓四次。每次她總要問：「怎麼樣，來了這兒以後跟原本想像的有什麼不同？」我猜這五十多年來，她可能問過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們幾萬次。但她永遠像是第一次問那樣充滿好奇，期待對方的回答。她就像她的小說，總是從各種角度一次次叩問命運，彈奏機遇之歌，並且細細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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