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頻道粉絲團
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離開
進入【家庭親子】〈台灣人在世界角落〉在黎巴嫩 等待翻轉人生
黎巴嫩與敘利亞自古以來文化相承一脈、地理距離相近，收容敘利亞難民全球排名第二。
文／世界微光 照片提供／翁桑雅
2019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黎巴嫩電影《我想有個家》（Capernaum），曾經賺走許多台灣觀眾的熱淚。片中描述一個出生在貧民窟的小男孩，父母只生不養，導致一連串悲劇發生，於是，他決定控告父母「將他生下來」，引起了社會關注。
現實中，飾演這名小男孩的素人演員的確是住在黎巴嫩貧民區的敘利亞難民，電影發表後，這家人受到國際矚目，獲得挪威庇護，命運全然翻轉；而這個孩子更第一次踏入學校，獲得應有的童年。
在片中，小男孩演出的其實就是自己的生活環境──當童工、求生存，在社會底層的種種遭遇，在台灣藥師翁桑雅眼底也不陌生，「我在黎巴嫩探訪的許多孩子，就是這樣生活的。」
2018年底，翁桑雅前往黎巴嫩貝魯特的一間藥局擔任醫療志工，2019年底湊巧趕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前回台；但在黎巴嫩的日子與見聞，依舊是她心上深深掛念的一處。
週末，翁桑雅常常跟著診所去貧民區與山區義診。
〈想進一步了解〉藥師 不只接觸病人
2015年，長期關注國際議題的翁桑雅自北醫大藥學系畢業，到中東國家實習了一個夏天，「那時待的雖是以色列，但接觸的卻是巴勒斯坦難民。實習結束後，我跟著歐洲同學拜訪，途經匈牙利，正好碰上難民潮湧入歐洲的時期。」要離開匈牙利那天，同學告訴她：「妳的車沒辦法開，因為很多難民卡在車站裡面。」
「心存疑惑的我到了火車站之後，第一次看到那麼大批的人潮，大概與台北車站差不多的空間，擠滿了幾千人。」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翁桑雅：「以前在新聞上看到難民的人數，一直沒有什麼感覺，直到他們活生生站在我眼前。」
回台後，翁桑雅總對親眼目睹的那一幕火車站難以忘懷。她開始關注相關的新聞與議題，「當時台灣這方面的新聞相對較少，所以我都看英文新聞；然而，各種不同立場的媒體、不同的消息，呈現出來的資訊好像拼圖一樣零碎，而我很想知道實際上這群人到底說了什麼、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她開始學習阿拉伯語，2018年底再次前往中東地區，目的地是黎巴嫩。
都市難民大多住在較破舊的公寓，從事裁縫、買賣、建築等工作。
「我在一間黎巴嫩非營利組織經營的診所當藥師，也提供當地藥師教育訓練，平時和同事都以英語與阿語溝通。」雖然這間診所是一般診所，但主要上門的病人都是難民與移民，週末，她還要跟著診所去義診，「這裡的難民大多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少數來自南蘇丹，移工則來自非洲與東南亞。診所會提供難民和移民一些折扣，因為這兩者在黎巴嫩都沒有什麼社會資源，醫藥費更是沉重的負擔，有些人沒錢就不會來看病。」
黎巴嫩難民大致可分為「都市難民」與「山區難民」，都市難民大多住在較破舊的公寓，從事裁縫、買賣、建築等工作，而山區難民則多住在大帆布帳篷裡，一個帳篷可能包含五、六個家庭，通常靠採果、耕地、賣二手衣物過活，「雖然城市工作機會多，但難民會有宵禁，有一陣子管制非常嚴格，警察會隨時攔住路人檢查身分、挨家挨戶查人口，甚至直接衝進店家，如果有敘利亞員工就會當場被資遣，而敘利亞老闆會被勒令停業；山區雖資源較少，但管制也較鬆。」
山區難民多住在沒有明確隔間的大帆布帳篷裡。
〈歷史傷痛〉收留最多難民 卻最不友善
無論是都市或山區的工作機會，幾乎都是非法打工，「這些家庭持有難民簽證，如果要取得工作簽證，每年都必須繳一千多塊美金，而且在程序中常常受刁難。」翁桑雅分析：「如果擁有每年都能繳一千多美金的能力，這些家庭不會淪落到這樣的處境；另外，每年繳這筆費用才能工作的話，還不如直接去打黑工，這樣賺來的錢才真的會回到自己身上。」
「黎巴嫩市區的房租其實頗高的，就我所知，大概月租350到400美金。我的同事已經是薪資算高的藥師，但他的月薪是700美金，可想而知其他人會更辛苦。」經濟拮据的家庭，大人打黑工，小孩則會去當童工，「即使大人打黑工、小孩當童工，許多家庭依舊得透過民間團體補助，才能一天一天慢慢活下來。」
全球收容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前5名國家，依序是土耳其、黎巴嫩、約旦、德國、伊拉克──其中，黎巴嫩與敘利亞自古以來文化相承一脈、地理距離相近，因此，黎巴嫩雖是其中面積最小的國家，卻排名第二，也是敘利亞難民人均比例最高的國家，其所承受的資源壓力可想而知。此外，黎巴嫩過往的歷史糾葛，讓很多居民想到穆斯林，就會想到所屬族群的傷痛──因此，隨著時間推移，黎巴嫩的難民政策漸趨嚴苛、排外氛圍漸濃，也被敘利亞難民公認為是前5名收容國裡最不友善的國家。
黎巴嫩人民半數是泛基督信仰信徒，半數是穆斯林，只是近年來因長期的難民問題，激化了族群之間的張力。
〈被忽略的下一代〉缺乏兩性教育 教導自我保護
弱勢處境不只關乎貧窮，也連帶影響教育、醫療，甚至身體自主權。《我想有個家》片中小男孩的妹妹，因著家境成了被犧牲的對象；而翁桑雅透過每週義診的機會，也常常探訪山區的家庭，認識這些家庭的生活環境後，她意識到一塊在難民救助工作裡較少受到討論的需要──學習兩性教育裡自我保護的觀念。
「當地的女老師也告訴我，他們缺乏這方面的適合教導。例如，如果發生性騷擾，一般課程通常會建議當事人告訴家人，但在當地傳統社會裡，因著家族榮譽的觀念，家人可能不見得是最安全的訴說對象，或是所屬社群會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依著這名女老師的建議，兩人開始教導孩子認識「身體自主權」、拒絕別人的觸碰，「她知道什麼課程內容比較適合當地孩子，因此我們通常會一起討論後，再由她來教，讓課程可以留在當地。很多小朋友上完課後，都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教導，原來自己必須、也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身體。」
今年，翁桑雅又恢復了台灣藥師身分，但她依舊透過網路與當地朋友保持聯絡，希望有一天再回到當地，陪伴孩子多走一段路，看見更多孩子能如《我想有個家》主角般翻轉人生。
許多難民家庭的孩子需要完善的成長環境與教育機會翻轉人生。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