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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夏夏／新生
圖◎吳怡欣
◎夏夏 圖◎吳怡欣
手機裡存著一組號碼。每回這組號碼打來，都會心頭一緊，深呼吸後才敢接起。
那是父親所居住的照護機構的號碼。
若是缺尿布、看護墊、衛生紙，照服員會用LINE傳清單給家屬。又若是零用金不足，需繳洗衣費等事，也用LINE通知。只有一個時候會打電話。
一次是我跟朋友聚會完，正要搭捷運的路上。好幾次是過了傍晚，正在收拾餐桌。
掛上電話後，首先確認孩子有沒有人接送照顧，其次是打包在醫院過夜的物品。從家裡到醫院的路有段距離，計程車跳錶要五百多元，上環河道路會快一點抵達。我看過無數次這趟路程的風景，密集的住宅高樓退去後，會有超脫現實的高架橋彼此穿越，另一邊則是緜長的河堤。路上，打電話確認家裡、通知姊姊，若確定要住院，得趕快臨時找到看護。
手機裡還存了好幾組號碼，都是曾找過的看護仲介。
仲介操台語，說話很直，「幾歲？什麼病？會凶嗎？體重？屁股有爛嗎？」我懂他們的意思。體重太重，不好翻身，要找力氣大的。會打人的，不敢接。屁股爛了，代表長期臥床，傷口要護理。
這是我第一次在計程車上哭。剛才電話那頭說，陽性。
這回不用在醫院過夜，不用找看護，下救護車直接送進只有醫護人員能進出的隔離病房。我和其他家屬依照指示，在門口等醫生出來說明。那扇門原是通往餐廳的捷徑，我來過這裡太多次，已經熟門熟路。現在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醫院動線重新規畫。
排在我前面的家屬極力爭取讓發燒的長輩住院，醫生委婉說明住院條件的嚴格控管，簡單說來，就是得夠危急才能住院。我站在醫生背後偷看她手上的夾板，確定父親的名字在上面。
已經很久沒見到父親。
從疫情開始後，相見愈來愈難。為了避免長輩群聚，父親住的機構依照衛服部規定，滾動式修正探訪條件。上次疫情升溫時，隔了好幾個月終於恢復正常探視，我們照慣例帶父親到公園散步，好險他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記得，也好險他還記得我們。本以為大家終於熬過最難的一關，接下來只要乖乖戴口罩勤洗手、按時接種疫苗，應該就沒事了。沒想到病毒變種，再次造成一波封鎖。
看不到父親，有時候我會打電話給姊姊開玩笑說，「好像坐牢被關。」但刑期有期，疫情卻無期，除了耐心等待與儘可能維持正常生活，別無他法。
每晚熄燈後，一家人做睡前祈禱，祈求父親的心不感到孤單以及見面的日子快快到來。只要閉上眼睛，眼前就會浮現父親在等待我們的模樣。
這一次等了十個月。彷彿心上懷著胎兒，靠著想像度過漫長且焦急的等候。
透過急診的玻璃窗看著父親躺在床上，他雙眼眨巴眨巴望著天花板，手背上插著針管，雙手被綁上形如乒乓球拍的約束手套。單純得宛如剛誕生的嬰孩。我舉起手機像隔著月子中心玻璃窗一樣拍下父親的模樣，可惜他聽不見我，否則他知道我在旁邊，肯定會開心。
父親當晚轉入專責病房，此後只能透過電話了解病況，更加嚴格禁止探視。
不知何故，電話幾乎都在深夜響起。每晚睡前確認手機電力、音量，放在餐桌上，留一盞燈，以便任何時候都能最快接到電話。
每一通電話都很困難，雖能體會醫生的耐心講解以及語帶保留的原因，不過每個抉擇的背後都有更多抉擇和晦暗的複雜未來。
「有考慮洗腎嗎？」後來變成，「現階段洗腎可能也有風險……」
「願意接受壓胸、電擊的急救嗎？」後來變成，「那插管呢？」
前往簽署洗腎同意書時，事先在手機錄下要對父親說的話，我拜託醫生把手機帶進去播放，但醫生說手機進到病房就不能再拿出來，讓他們討論一下。過了很久，護理師出來，他們想到用護理站廣播系統播放的方式。把手機遞過去後，護理師還貼心提醒我離病房門口愈遠愈好。退到警戒線後面，過一會兒，聽到厚重的門板後面依稀傳來我的聲音，聽到那個聲音播放了兩、三次。但沒辦法確定，時間感已經喪失，且後來只聽見空蕩蕩的走廊竟會將我蹲在角落的哭聲放大得如此響亮。
半夜，醫生又來電。那時候新冠肺炎的療程已完成，檢驗結果為陰性，醫生原有意讓父親轉普通病房，並且在只能有一人陪病的院規下，破例讓我們姊妹倆都進病房。
半夜通知姊姊後，兩人就沒再睡，各自著手安排孩子隔天的照顧，打開電腦一一回覆信件，也把工作進度再往前推一些。半夜三點多，姊姊提醒該吃點東西，到醫院大概沒辦法脫口罩進食，要預先儲存體力，所以煮了泡麵。
兩個年過四十的女兒，在七年前還不知所措地面對母親的驟逝，如今居然鎮定地洗衣服、摺衣服、準備食物、在電腦前工作著，以防萬一之後有更多變故。姊姊出門前還澆花，才搭上第一班高鐵。
而在三十年前，被大人帶到祖母臥床的療養院的記憶猶存。祖母因為心導管手術失去意識，憑藉機器維持半年多的生命才離去。葬禮在學校運動會那天舉行，那是我有生以來唯一一次缺席學校活動。
除了不願意看到父親也受到那樣的磨難，更因為對父親的理解。我們太清楚他會在抉擇的時候說出什麼樣的回答，帶著什麼樣的表情，以及在同住時便和他幾次討論過，所以儘管疾病發生突然，我們的理智和情感都希望能尊重父親到最後一刻。也由於彼此的信任而深知，只要是女兒做的決定，父親肯定欣然接受。
和姊姊在醫院大廳會合後，前往專責病房大樓等待父親轉出。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聽醫生說明，再度回到大廳等待，才短短幾分鐘，醫生來電通知已經不宜轉出，請我們先回家，「等到最後時，再去懷遠堂處理就好。」我聽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懷遠堂是什麼，然後突然間我又懂了。「拜託請跟我爸爸說，兩個女兒都來了。」
姊妹倆坐上計程車討論要準備哪些衣物，一大早該去哪裡打點，最後一刻總得把父親打扮得帥氣些。
車停，上樓，還沒開門，電話又響起。父親聽見女兒都到了以後，跳動七十七年的心臟緩緩停歇。醫生說不用帶衣服過來，那又是什麼意思，太多我聽不懂的話。
後來才知道由於父親最後在專責病房內離世，大體按照流程需裝裹在兩層袋內便不能再打開，經由專屬通道直接送往負壓房，並且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也不能看看他嗎？姊姊不甘心地問。
除了護理師幫忙播放錄音時，透過監視畫面拍下的父親存在手機裡，這十天內都沒見上一面。父親的模樣相當辛苦，特別是護理師轉達，他聽到廣播放送我的聲音時，無力的身體做出了反應。我們都很慶幸他不用再為我們辛苦下去。從母親走了以後，留下來的每一天，都是出於他對女兒的愛。在姊妹倆分別於南北兩地奮鬥時，想到一直都在的父親，便感到可靠的避風港始終都在。
走上懷遠堂的路旁，盛開的紫色牽牛花美麗得讓人駐足，是個好日子。簽完所有的表格、批價，每日的疫病分析數據出爐，統計結果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最後，久未闔眼的我們居然戴著口罩趴在美食街桌上睡著，電話終於不會再響了。
而我心目中留下父親最後的身影，是急診那日，宛如新生兒模樣的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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