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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感性時光---讀普魯斯特 <上>
感性時光---讀普魯斯特 <上>
◎劉森堯 圖◎蘇意傑
為什麼要重讀《巴黎1922，普魯斯特》（A Night at the Majestic）這本書呢？這本書描寫普魯斯特生命中最後一年的重要行誼，寫出許多傳記上讀不到的一些瑣碎細節，而事實上這些瑣碎細節都是重要而有趣的，處處散發著一股會教人想一讀再讀的魅力。
首先是1922年5月18日英國的猶太富豪西尼．席夫夫婦在巴黎的富麗酒店設宴款待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藝文界名流，包括當時正率團訪問巴黎的俄國著名芭蕾舞者迪亞吉列夫和音樂家史特拉文斯基，西班牙畫家畢卡索……還有更重要的，還包括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後來大家才知道，當晚的真正主客是普魯斯特，席夫夫婦是普魯斯特的大粉絲。
這看來像是一場現代主義的盛大聚會，就20世紀西方文壇而言，這更是一場以文會友的盛事，特別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有關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兩人一生當中唯一一次的會面，但我們事後想來，這種會面有什麼意義呢？當時的普魯斯特已經五十一歲，剛出版了《追憶似水年華》的第四冊《索多姆與戈摩爾》（Sodome et Gomorrhe），正處於名望的最巔峰，可歎不久之後他就在這一年11月離開人世，而這一年喬伊斯四十歲，剛出版號稱是他畢生扛鼎巨著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這一年，對身處巴黎為異鄉客的英美人士而言，拜讀全本或部分連載的《尤利西斯》，也許代表著一種文化象徵，標示著現代主義的勝利，但對其他大多數一般人而言，不管這本小說在某些評論家眼中有多麼了不起，則毫無意義可言，而此刻普魯斯特正在風頭上，光環四射，這樣的鋒芒在他死後更是節節升高。
綿延不絕的語言尼羅河
早在這次晚宴會面之前，喬伊斯早已意識到自己與普魯斯特將被迫成為現代主義的敵手，但是就當時的情況看，大多數人還是比較偏向於肯定普魯斯特：「普魯斯特先生比喬伊斯先生更有條理，也更為高雅，較不理會細碎無聊的瑣事……大自然賜予喬伊斯先生才華，卻沒給予他高雅的思想。」當年倫敦的《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也曾如此下評論：「普魯斯特先生的榮耀……依然在小說界固守地位，肯定是近十年來最為出色的文學作者，至於喬伊斯先生，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是瞠乎其後的。」上述這些評論在當時正確，到今天仍然還是正確的。《追憶似水年華》從頭到尾我不但讀得下去，甚至還讀得很起勁，《尤利西斯》則否，不但文字矯揉造作，內容更是空洞乏味，而且讀的時候還必須旁邊擺放一本篇幅比原著還要大的註釋本，才能讀懂，可是如果讀小說必須走到這個地步，真不知道讀小說的樂趣在哪裡？
早在1920年代，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是少數首先注意到《追憶似水年華》之不凡的德國評論家之一，他甚至還動手去翻譯這套小說，只是不知道有否全套譯完，如果真的譯完，那麼班雅明就很值得刮目相看了，他在《Illuminations》這本書中有一章專門談論普魯斯特，一開始即開宗明義點出《追憶似水年華》的非同尋常之處：這本作品乃是來自一種不可思議的綜合，作者將神祕主義的專注精神、散文大師的技巧、學者的廣博學識以及偏執狂的自我意識等特色熔於一爐，而創造出這樣一本罕見的自傳性小說作品……在句法上，小說的句子綿延不絕，好似一條語言的尼羅河（多妙的比喻），氾濫著並灌溉著真理的國土。
拉丁文textum這個字的意思是文本，但它更原始的意思則是「織網」（web），剛好可以特別用來描述普魯斯特作品那種緊密和連綿不絕的編織手法。從他的出版社Gallimard那裡我們得知，他在校對自己這本作品時，簡直快要把校對工人搞瘋了，每次送回印刷廠的校好稿子都是補滿許多修正文字和加入許多新東西，所有空白處都寫得密密麻麻，可文中的錯別字卻一個都沒改。普魯斯特如此狂熱在追求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他那無止境的努力到底包含了什麼意義呢？這倒令我連想卡夫卡那篇著名中篇小說〈地洞〉中，那隻小動物的怪異行徑：一直努力在瞎忙，忙些什麼呢？像在創造完美藝術般在周遭生活的細節，卻從未滿意過，所以只好不斷修改，但完美的境界仍然遙遙無期。完美的生活，或者說完美的藝術創造，一樣是多麼地難以企及啊！
班雅明說：「普魯斯特的讀者不太能領會散布在他作品中那種令人目瞪口呆的具有爆炸性的幸福意志。」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理解，生活上真正的幸福果實，很多時候都是從患難和挫折的經驗而來，普魯斯特不厭其煩在他的作品裡昭告這層事實。一位深具洞察力的德國讀者指出，「無聊感」（boredom）是普魯斯特行文的一大特徵，而這種「無聊感」再指向「沒有要點的故事」（pointless stories），這即是普魯斯特的魅力所在了，他的奧妙之處就在於能夠把沒有要點的故事敘述得興味盎然，而他的「無聊感」則千篇一律指向對錯誤生活（比如錯用熱情）的覺悟和懊惱，因此，普魯斯特作品的核心主題永遠圍繞在對生活無止境的懊惱和不滿上面，沒有止盡。
在愛中折磨並毀滅自己
書中第三章有個奇怪的標題，叫做「我的諾亞方舟」，以這樣的名稱來形容普魯斯特那孤立而多采多姿的創作世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長久以來，普魯斯特一直認為離群索居可能會是讓他完成創作使命的最佳生活方式，他在1896年，亦即二十五歲時曾這樣寫道：「小時候，我認為聖賢者當中命運最可悲者非諾亞莫屬，由於洪水氾濫，他因此困在方舟裡達四十天之久。我想到我老是生病，被迫困在自己的方舟裡度過數不清的日子，那時我才了解，諾亞就是因為被困在一片漆黑的方舟世界上，才擁有了清明的視野和寬廣的世界觀。」對即將建立創作環境的普魯斯特而言，沒有比這個比喻更貼切的了。他必須等到母親於1905年去世後才想到要動手寫他的傳世傑作，事實上，他等母親死後多年，已經四十歲了，才真正動手寫作，據說主要歸因於他對母親的極度熱愛，根本上，他需要她的死亡所帶來的「分離」，才能獲得情感上的獨立，亦即如他自己所說：「唯有拋棄所愛，才能重造所愛。」1908年之際，普魯斯特已大致構想好他這本巨著的結構，儘管他到死前最後一口氣仍在修訂和補強這套書的內文，不過整體架構在開始寫作的當時已經嚴謹規畫妥當，如同他在1919年所宣稱：「第一冊的第一章寫就之際，就能隨時動手寫最後一冊的最後一章。」而事實似乎也正是如此，他最先寫了第一冊《在斯萬家那邊》之後，緊接著寫最後一冊《重現的時光》，然後才寫中間其他各冊。
由於這套多冊的小說基調多變，文體獨特突出，更顯示出普魯斯特卓越的創作才華，以及多樣性的寫作風格：有時是風尚諷刺喜劇（比如對維迪蘭和蓋爾芒特親王家的晚宴的描寫），或是包裝內在幻想的強烈個人悲劇以及離題誇大的不實評論；有時則是對愛情的失望和沮喪等情緒深刻而發人深省的描寫，形成精神分析中有關愛情心理學的個案研究，比如斯萬和奧黛特以及馬塞爾和艾柏汀娜的愛情故事，當然還有夏呂斯的同志愛情故事……等等。普魯斯特對愛情現象的透徹研究和不厭其煩的分析，不管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簡直就像是一場無休止的活體解剖，有人甚至認為，幾乎等於就是神探福爾摩斯加上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他反覆描寫戀人虛擲精力和時間，老是活在自我想像的虛幻投射之中，把許多無謂的情緒聯想加諸於自己所認為的所愛之人身上，就像奧賽羅一樣，他們的本性因而扭曲變形，然後逐步導向生活上的悲劇。普魯斯特的愛情觀念似乎認為，愛情本質上經常就是一場人生的災難，是一場無止盡的情緒煎熬和沒完沒了的懊惱悔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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