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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下）
◎王丹
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比較關注的第四類話題，就是對於重大社會事件的側面紀錄。例如楊戈樞的《路上》講的是幾個卡車司機，從江蘇南通出發，運貨到貴州，結果遇到了2008年初那場大雪災。雖然片子本身刻畫的是「不斷出現的難題、煎熬的等待，以及男人之間的友誼的牢固與脆弱」，試圖呈現「非常態下的非常生活」，但是故事的背景決定了它也是一個紀錄，讓曾經發生的社會事件在歷史上留下「非常態」的紀錄。
類似的創作還有黃眉的《長川村小》。這部紀錄片是以汶川大地震為背景的，也試圖從更加深入的角度來記錄那場災難。鏡頭拍攝下的，是地震災區，甘肅安定地區長川村的小學在汶川地震之後的生活。真實的紀錄，讓我們看到很多其他媒介沒有觸及到的偏僻角落。這個小學，這些小學生本身也是汶川地震的受害者，但是由於地處偏遠，卻不為人所知。其中一位代課老師的陳述聽起來令人心情沉重：「我們住在這裡，卻沒有人知道。」導演黃眉說，她就是聽到這句話才決定把這部片子做出來的。
除上述四類紀錄片運動關注的主題外，還有兩類我要特別提到。這兩類因為過於敏感，即使是在宋莊舉行的交流週上也無法公開放映，但是做為一股地下潮流，在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中也是不可忽視的。第五類是歷史鉤沉性質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獨立紀錄片運動主力人物胡杰的成名作《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紀錄片不僅把一個塵封了數十年的歷史人物重新挖掘出來，而且引發了現實中關於林昭精神的種種思考，充分體現了紀錄片運動的現實意義。其他的題材，還有反右運動，1950年代初的農村土地改革，以及慰安婦等等。第六類則是直接觸及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的紀錄片。早期的包括1992年拍攝放映的《我畢業了》，處理的是六四事件，透過記錄參加過八九學運的學生在畢業時的集體悲傷和壓抑，來為那場被鎮壓了的理想主義運動做一次祭奠。比較近的例如《我們》，導演採訪了一些在國內的維權人士，讓他們面對鏡頭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並記錄他們在當局的迫害下的心態和處境。這樣的題材，不難想像是最危險的，但是也因此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以上勾勒的，是今天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一個大致的輪廓。比較需要提到的是，以往在宋莊舉辦的中國紀錄片交流週，主要資金來源還是國際文化機構的基金會，比如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1998年創立的Jan Vrijman Fund；但是2010年的第七屆紀錄片交流週，贊助單位中已經出現了中國的企業，例如設計師丁勇創立的成衣公司達衣岩公司。從資源投入的角度看，這是一個突破，它表示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在獲取資金支持的模式方面，已經從國際化轉為在國內直接獲取資源。這同時也是一個訊號，代表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也許緩慢，但是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從獨立紀錄片運動中，我們其實更應當得到啟發的，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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