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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革命家與肖像：格瓦拉在倫敦
文．圖片提供◎陳重仁
不管你認不認識格瓦拉（Ernesto CheGuevara），不管你對古巴的革命熟不熟，你都一定看過格瓦拉的這幅經典照片。照片中的格瓦拉帶著圓頂貝瑞帽，一頭捲曲的亂髮，凝視遠方的眼神炯炯逼人，英挺的表情桀傲不遜。不過，你或許不知道，這幅經典影像已經有長達四十六年的歷史了。
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於2006年6月7日至8月28日推出「切．格拉瓦：革命家與肖像」（C h e G u e v a r a :Revolutionary and Icon）展覽，除了展出格瓦拉有名的照片原作外，更展出許多以這幅照片變造的圖像與海報，呈現出這幅經典照片四十六年來的演變軌跡。
左派精神象徵的永恆照片
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是古巴革命成功後的第二年，不過在1967年格瓦拉遇難之後才開始為世人所知，並且很快地變成了許多武裝游擊隊與左派團體的精神象徵；在學運衝撞的七○年代中，這幅影像化為海報與T恤，成為年輕人在房間布置與服飾搭配上展現風格的圖騰；進入八○年代之後，這幅影像蛻化為搖滾樂團與流行歌手推銷叛逆風格的圖像；到了九○年代，這幅照片開始登上商品宣傳海報，變成了商品銷售的代言符號，反諷地成為消費資本主義的一部分。
展覽內容不以影像出現的年代區分，倒是以這幅影像出現的場合做為分類的依據，大致將這幅影像出現的地點，以原作、照片影像、牆面裝置、革命圖騰、流行藝術、受難圖像、徽章表記、網路符號、商品銷售等做為展示區隔，充分顯示出這張影像豐富而多面向的詮釋與變造空間。
就某個層面來說，這幅影像的經典地位是出於影像豐富多元的詮釋空間，來自不同階層、懷著不同使用目的的人，都能夠在這幅經典影像中找到自己的詮釋角度。換句話說，幾經變造與重新詮釋之後，這幅影像原始的意義逐漸淡去，對於當代的觀看者而言，這幅影像已經不再具有拍攝當時的歷史意涵了。
將這幅影像放回歷史的軌跡來看，它的意義顯然大為不同。這幅影像拍攝的年代正是美國在南美洲大量扶植親美政權的年代，格瓦拉所對抗的，正是剝削南美洲的美國帝國主義；而美國的中情局，也早在影像拍攝的前六年，就已經注意到這號人物，並且建立專門檔案調查格瓦拉。至少對美國來說，這幅影像中的人物，是一個不為他們所喜的人物。
引起國際矚目的格瓦拉
從1955年初次與卡斯楚會面開始，格瓦拉就擔任卡斯楚武裝行動的軍醫，憑藉著過人的勇氣與領導智慧，在推翻美國培植的古巴反動勢力革命中，格瓦拉一路受到重用，並且於1959年當上武裝部隊總司令。也就在這一年，三年多的武裝行動終於獲得勝利。革命成功後的格瓦拉，繼續受到卡斯楚的重用，甚至擔任國家銀行總裁。1960年，也就是拍攝影像的這一年，格瓦拉一躍而為世界名人。首先是在那年的二月份，卡斯楚邀請法國哲學家沙特與西蒙．波娃到古巴訪問，格瓦拉成了哲學大師口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古巴革命領袖。三月份，一場疑似美國設計的爆炸意外中，格瓦拉現身卡斯楚的演講台，進了攝影記者柯達（Alberto Korda）的鏡頭。同年8月8日，格瓦拉躍上《時代》雜誌，成為封面人物，封面中格瓦拉放大的影像被放置在縮小處理的赫魯雪夫與毛澤東圖像之間，顯示該雜誌對格瓦拉的重視。《時代》雜誌這麼形容格瓦拉：「卡斯楚是古巴的心臟與靈魂，勞爾．卡斯楚（卡斯楚的弟弟）是革命的拳頭，而格瓦拉則是大腦，他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之後，格瓦拉更被美國列為頭號頭痛人物。在1961年的豬玀灣事件中，格瓦拉手持衝鋒槍，帶領部隊俘虜了一千多名美國士兵；1962年，格瓦拉甚至成立神祕的訓練基地，集結來自南美洲的戰士，計畫以革命的方式摧毀美國在中南美洲的霸權。接下來的幾年內，格瓦拉成功地訪問蘇聯、中國、法國、非洲諸國，更是引起國際媒體矚目。
充滿反抗與智慧的革命家
對於美國媒體來說，總是叼著古巴雪茄、穿著軍服的格瓦拉，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不僅象徵可怕的反抗力量，更具有深不可測的智慧。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記者郭德（Richard Gott）將格瓦拉比喻為「他那個年代的賓拉登」，這樣的類比雖然有失精準，卻也具體反映出格瓦拉對當時美國政府的威脅。
這個展覽一開始就引來很大的注目。不單是因為格瓦拉本身曾經隱含的革命意義，也因為在後九一一時期，特別是倫敦經歷了2005年7月7日的恐怖攻擊之後，武裝革命在英國人民心中可能牽動的敏感地位。其實這個展覽雖然名稱定為「革命家與肖像」，但是就展覽內容看來，革命家的比重占得少，倒是肖像部分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且，光就展覽開幕邀請的來賓名單，這個展覽就已經引發許多討論。
展覽的主辦者原先邀請了北愛爾蘭新芬黨（the Sinn Fein）的黨魁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參加開幕儀式，但是在博物館館方的堅持之下，硬是阻擋掉這個邀請，理由是，邀請傑瑞． 亞當斯出席並不「適宜」（appropriate）。館方拒邀傑瑞．亞當斯的理由不難理解。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是以維多利亞女皇與夫婿亞伯特王子命名的博物館，也是英國於1851年5月至10月成功舉辦萬國博覽會之後興建的大型建築，在大英帝國歷史中自然具有崇高的地位，更是英國國力鼎盛時期的象徵。新芬黨是北愛爾蘭共和軍檯面上的政治組織，主張以武裝解放北愛爾蘭，建立完整的愛爾蘭共和國；邀請跟大英帝國高唱反調的政治人物登堂入室，當然會令館方尷尬而難以接受。
不過，這樣的邏輯不是自我矛盾嗎？如果說與恐怖主義掛勾的政黨黨魁被認為不適合進入博物館參加展覽揭幕儀式，那麼遊走古巴、埃及、剛果、波利維亞四處發起革命的格瓦拉，不正是典型的所謂恐怖分子嗎？為何被展覽的恐怖分子得以登大雅之堂？而已經宣布放棄恐怖攻擊的前恐怖分子卻無法受邀觀展呢？
一張繼續被詮釋的臉
這樣的差別待遇的背後邏輯正顯示詮釋政治的落差：遇難將近四十年的格瓦拉，其影像經過流行文化的改造與複製之後，在現今觀看者眼中已經失去恐怖主義的氛圍。跳脫六○年代時空下的恐怖氣氛，這個經典影像遭到去政治化處理；換句話說，當校園抗議團體、流行歌手、商品廣告在格瓦拉的影像中找到各自的詮釋空間，格瓦拉就注定要跳脫「前」恐怖分子的形象，而這幅照片也因此失去原來時空下的意義。相較之下，倫敦在一年前還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彈攻擊，而新芬黨長年來在許多民眾心目中也還無法與恐怖分子的形象完全切割，其黨魁自然在許多人的觀感中被歸類為「類」恐怖分子。在時空背景的糾葛牽連之下，「類」恐怖分子總比「前」恐怖分子來得令人不舒服。
進入博物館之後，格瓦拉的圖像演變就到此為止了嗎？可能沒有這麼簡單。展覽期間，英國哈利王子被拍攝到穿著印有格瓦拉圖像的T恤到超級市場購物，單是如此，就已經引發英國媒體討論王子的衣著是否妥當的問題（哈利王子即曾因為穿著印有納粹符號臂章的衣服而被輿論抨擊）。由此可知，只要詮釋政治繼續運作，只要這張圖像繼續遭到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它依舊會在不同的時空留下不同的詮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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