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孫梓評
訪問這天冬至。海上霧霾，我們自彌敦道，繞經甫修繕完成的香港藝術館，去碼頭搭天星小輪。2019年6月以來爆發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修改了記憶中香港的面容：牆角與地面的塗鴉標語，拆去的人行道柵欄，被鐵板圈圍的藍店，傷口般包紮起來的地鐵出口，遊客略少些，年輕戀人攜手踅入小巷，望其背影，我不確定同一場景若揚起催淚彈煙霧，會否他們即矯健陷陣的勇武少年少女？韓麗珠（1978-）領著我到上環的咖啡店，四樓靠窗位置坐下，談她日記體形式，緊扣此次抗爭運動的《黑日》。
被消聲，比莫名其妙的死更可怕
做為文字而非影像的紀錄，《黑日》的作用非僅是「紀實」。全書自2019年4月始，在9月杪插入五年前雨傘運動片段日記，使今昔映襯，至11月底暫停。始於4月，因當時一次人數較多的遊行，即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當天參與者都依稀憶起傘運時的親密感，韓麗珠說，「當我回想這半年所歷，那天好像就是一個起點。4月跟5月，已有大量相關討論，但整體生活氣氛還是比較平靜的。突然5月底到6月初就變了，接著就像海嘯一樣。我想呈現出那個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從運動還沒發生，到發生之後，是怎樣完全不同。」因而此書文字有漸層，有時極快，素描般將抗爭現場錄下。有時是詩，斷行如心至懸崖。有時謹慎縝密，從閱讀各類文本經驗，談領悟與一得。有時憂傷抒情，留下往事介入痕跡，使一個人，「首先是一個人」，更加全面全景。
「當政府愈來愈多Propaganda，人民也要發出聲音――用你的方法去保留一些小歷史。」這些黑日子：不可思議的浮屍與過度頻繁的謀殺案，官方對人民呼喊的回應迂腐顢頇，警察濫權，運動抗爭口號從「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抗」到「香港人報仇」，韓麗珠冷靜但堅定地說，「寫作，就是我報仇的方式。」
她解釋，「報仇，並不是我非常恨誰、企圖毀滅彼此，而是，我受了很深的傷，我要從那個傷口的底層，一個地獄般的底層，慢慢爬上來。」因此日日寫作，因此將這十二萬字結集出版，「因為我想要發出聲音。不要困在香港。那個聲音要其他國家的人、未來的人都聽到。」這種發出聲音的欲望，不同於溝通，或可視為呼救，「整個香港，或這世上受到壓迫的人，其實都是受害者。不在受害狀態、或是已離開受害狀態的人，應該要對受壓迫者，有一份理解。」唯有生出同情與理解，才可能不讓悲劇重複。發聲之必要還包括，「如果在受壓迫狀態下生活的人，沒辦法說出自身遭遇，像被掩蓋的歷史般從此消失，這才是我最害怕的，比一批人莫名其妙死掉更可怕。」
是人類共同做成的惡意，形塑黑日
香港抗爭運動迄今未歇。五大訴求之一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關於港警失職，獰笑施暴，《黑日》有細膩心路轉折。特別的是，當群眾對警隊憤怒沸騰，書中始終強調仇恨無濟於事。韓麗珠說，「黑警所作所為，我當然也生氣，或說非常傷心，因為那些警察跟我們一樣都是香港人。」但她更在乎的是警察為何如此？「如果只是把對象妖魔化，其實沒辦法了解那人心裡真正的狀態。我想知道人心黑暗的部分是怎樣來的。如果我去恨他，我就變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她提醒，許多革命者革命成功後，漸漸長成他們原本所反對之人的樣貌，「那是因為仇恨跟愛極度相似，仇恨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感情，可以把仇恨者跟仇恨對象連在一起。當被仇恨綁架，我們做出來的行為，就會跟黑警非常類似。」
雖擁有這份難得的清明，但日日面對層出不窮的事件，如何不感覺荒謬？「我會告訴自己，生命中發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這六個月來，有很多時刻，我都覺得外在一切是假的，唯一真實的是我們面對事情的反應。」比如，有浮屍漂海，有民眾被性侵被慘打被自殺，「必須當它只是情境。人要從外在的事情中，領悟到對自己生命真正有意義的部分；我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去，才沒有那麼痛苦。如果我要一直感覺這些事情很荒謬，我覺得我會爆掉。」慢慢說出這些話後，停頓了一下，又說，「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它是真的。」假裝人生只是恐怖箱卻失效時，「我觀察人是怎樣逐漸去接受那些荒謬的事，竟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我好奇書中提及「這裡再也不是安全的城巿。地底深處的惡意一再被挖出來」，那「惡」是指具體事件，或榮格所提集體潛意識？「我沒辦法用一個具體例子去說明我們如何參與製作那種惡意。」以香港為例，雨傘運動前，還有反高鐵運動或菜園村事件，「當少數人利益受影響，並未得到多數人關注，那些惡意就一點一點累積；當影響到大多數人利益，大家才起來反抗，但那惡意已經太大，所以我們沒辦法用好短的時間把它消除。」另外，也有些惡意是繼承而來，「那是人類共同做成的惡意。今天香港發生的事跟之前別處發生的壓迫都很類似啊。如果悲劇重複發生，就表示人類潛意識底層，有些東西還沒有完成學習，才必須一次一次經歷，直到我們學會了這一課。」
期待一個由眾人信念所創造的故事
閱讀香港現況，很難不想起韓麗珠上一本長篇《空臉》。做為一名小說家，除了以《黑日》回應現實，未來也可能透過小說去修補此際人們被傷害的身分與關係嗎？「如果我們還有未來的話，我想要去慢慢聆聽每個人的故事。受害者不只是受傷的人，也包括警察，尤其是使用了很多暴力的警察，我心裡相信他們會承擔某種程度的後果，也許不是制裁或懲罰，而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形式。如果有機會，我想要聽當他們施暴時，心裡在想什麼。因為這場抗爭運動，很極端地把每個人都推到了邊緣。」至於小說，「目前的生活狀況使我的寫作狀態很緊繃，如果我沒辦法整理這些日子以來經歷過的人心當中的種種黑暗，我就沒辦法『休息』，我必須覺得非常安全，才可以寫小說。」
假如有一天，當權者終於「願意從一個持槍的夢裡醒來」，韓麗珠說，「我期待的不是香港得到一個新的故事，而是這個世界的人得到一個新的故事。」故事只屬於勇於迎向命運的人，「但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因為這個故事不是只由我來創作，而是由每一個人、每一刻的信念去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