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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馬世芳／我的90年代
高中生涯飛逝，畢業之前，他們決定在校園一角埋下時光膠囊。 （林勝發╱攝影，我城劇場╱提供）
◎馬世芳
廿五年前，五個高中生（左起分別為黃健瑋、謝盈萱、隆宸翰、朱芷瑩、莊凱勛），因為加入康輔社，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林勝發╱攝影，我城劇場╱提供）
我的90年代，該從1989年大學聯考算起。考前一個月，高三早就停課，我們還是天天去學校K書。六四事件爆發，三兩哥們兒出來歇息抽菸總會順便為中國未來發一陣愁。上街覓食，到處都在放〈歷史的傷口〉。直到現在，每聽到「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我都會回到那年酷暑的南昌街，太陽晒得一切都脫融了顏色。熱風颳起來，帶著小吃店炸排骨的油煙味。
廿五年後，五個人重逢，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帶來的將是感慨或是崩壞？
（王志偉／攝影，我城劇場╱提供）
「掉落出去」的人們
考上大學，發現那時候學生和社會上的奇人怪人滿容易就攪和在一起，反正大家都真氣亂竄，一股勁兒沒處發。於是很多人蹺課搞小劇場、去立法院靜坐、玩地下音樂、編刊物、寫宣言。大一那年學生會長選舉，照例是國民黨和「改革派」對決，改革派內鬨分裂，國民黨獲勝，當選的學姊從此平步青雲，一路幹到中常委，還連任好幾屆市議員。高票落選的那位改革派學長是個文青，競選宣傳照是他倚著腳踏車望天微笑的側影，一股落拓不羈的青春銳氣。我和他只勉強算是點頭之交，有一次忘了為什麼騎腳踏車載他回我家拿什麼資料，兩人席地而坐瞎聊了一會兒。他也喜歡老搖滾，我很阿宅地講了一堆樂史掌故，他興味盎然地聽，一臉大男孩的聰明微笑，眼神明亮，腦子不知道在轉些什麼，我覺得他實在不太像搞政治的人。
後來他消失了。我都畢業當兵出社會混了一陣，才又在一場媒體尾牙場合遇見。仍是一臉微笑，神情有些疲憊，一身邋遢打扮像剛從男生宿舍走出來。長輩以超乎尋常的關懷口吻問候他，後來才聽說他得了人人聞之色變的病，過著四處晃盪的流浪漢日子。他自願當了一齣紀錄片的主角，片子還得了獎。我在網上找到近年導演的訪談，知道他前幾年還曾隨片登台，但終究還是和所有人失去了聯絡。
多少曾經青春無敵睥睨著大人社會的，一轉彎就從「正常世界」掉落出去了。另一位當過學生會長的學妹在性別意識懵懵初開、「酷兒」還是新鮮名詞的年代，和一群姊妹發起「女生宿舍集體看A片」、「占領男廁」，轟動一時。後來她亦消失無蹤，輾轉聽說是剃度出家了。還有那智識與文采都曾不可一世，令我嫉妒羨慕的，後來亦活得像流浪漢……
「掉落出去」最徹底的，便是永別。雖然還年輕，我們卻已經見證過同輩人的死。一位校刊社學弟十七歲上吊身亡，留下孤身的老兵父親，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他的死有責任。告別式上他父親獨自站在靈堂，恭敬鞠躬謝謝同學們來送兒子最後一程。一位社團學姊吞氰化鉀死在獨居的租處，另一位學長開車撞山壁尋死未果，多年後，報上還偶爾會看到他以學者身分寫的針砭時政的投書（如今他已是新政府的政務官了）。
還有我們未曾相識，卻彷彿近身擦過的死。北一女中的石濟雅和林青慧，1994年夏相偕殉死在旅館，留下遺書：「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的境地。我們是在平靜而安詳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後一件事。」那年輕的死，如此決絕，輕而易舉，卻又何等深奧。
更多時候我們並沒有「掉落出去」，不吭一聲融入茫茫人海。結婚的結婚，離婚的離婚，文青變成生意人，革命黨變成公務員。
大學四年，編刊物是天大地大的事，當年我們編的那份刊物叫《人文報》。社團開編輯會議，常常跑去羅斯福路辛亥路口地下室一間叫「發條橘子」的咖啡店。整間店都是前衛裝置藝術，地方很大但客人永遠小貓三兩隻。老闆是個留鬍子的年輕人，反正生意清閒，常常跑來加入我們的討論。編刊物缺錢，「發條橘子」生意爛成那樣還是義助了幾千塊錢廣告費，文案曰：「某月某日兩天不計價，錢隨便給，只要你知道。」果然來了不少客人，創下開業以來的紀錄。事後結算，煮了幾十杯才收到幾十塊，沒多久店就關了，那位老闆後來再也沒碰見。
一位原本寫小說後來轉戰電影圈的哥們兒，當年一面混「荒原詩社」和戲劇社一面來和我們編刊物。我倆在新生南路巷子裡的「彼得咖啡」從下午坐到天黑打烊，你一句我一句，一齊寫完了一大篇假託為「一群學長姊留下的對話紀錄」探討後解嚴時期青年文化與校園生態的亦莊亦諧的虛構文字。那間小店永遠飄著烘烤手工餅乾的香味，後來老闆出國，四位工讀生乾脆合資把它頂下來，據說老闆悉數傳授餅乾配方，可惜換手經營沒多久還是倒了，我再也沒吃過那麼好的現烤餅乾。
文青開店不自今日始，那會兒我就聽過好幾個女孩說她們的夢想：開一間咖啡店，養一隻貓，每天泡泡咖啡放放自己喜歡的音樂，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還真有不少男女文青果然湊錢開了店，果然很快倒閉，白白圖利了裝潢業者。
那幾年台北正在蓋捷運，到處挖得亂七八糟，粉塵蔽天。市府因應「交通黑暗期」的口號是不知道哪裡抄來的「Keep Taipei Moving」，實則早晚塞車塞到天荒地老。所謂大安森林公園當時還是一大片爛泥塘，每天堵在這座市容醜陋空氣汙濁的城市，大家脾氣都不好，屢有行車糾紛，都是隨手抄起大鎖下車一頓暴打，鬧出人命的也有。服務業態度普遍糟糕，點個菜要杯咖啡經常遇到不耐煩的臉色。公車司機總是大吼小叫，動不動急煞車大家撞成一團。新興的無線電計程車行各擁山頭像武林門派，頗打過幾場轟轟烈烈的大群架還包圍過派出所。上了車收音機政論節目開得山響，運將和你聊政治一言不合就趕人下車。
貨真價實的末日感
1994年首次台北市長直選，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的經典一役，我在左營當兵，幾個憂國憂民的同梯在寢室展開統獨大辯論，講到激昂處幾乎打起來，差點被抓去關禁閉。我在陸戰隊軍報社當傳令兵，在攝影官沖照片的暗房放了一把高雄車站對面「吸引力」樂器行兩千塊買的木吉他，休假不出營的時候就練琴彈Neil Young，用電磁爐煮湯圓和同梯分吃，一次一人一盒整整十粒（說也奇怪當年怎麼吃都吃不胖）。94年11月烏坵指揮官開槍自殺，彼時尹清楓屍骨未寒，軍中上下如驚弓之鳥，消息封得嚴嚴實實。軍報社一位中尉攝影官被叫去拍攝解剖檯上的遺體，嚴令底片在社內暗房沖洗不得外流，沖好立刻上繳。攝影官交出底片之前拿給我看了一眼，底片顏色正負顛倒，畫面並不恐怖，我卻始終記得那深綠皮膚上打穿心臟的白色彈孔。
初出社會，仍常回校園和學弟妹攪和，這樣認識了當時還在念書的女友後來的妻。我們約會最常去的「潮店」是信義路金山南路口巷子的「二點三一」：全台北藝文圈的潮人都聚在那兒，夜愈深生意愈好。那些站在風頭浪尖的副刊主編、資深編輯、新銳導演、小說家、文化評論家、劇場人、唱片人、廣告人，也就三十來歲吧，手邊生意都不錯，也都很樂意熬夜，既不必回家顧孩子，又還有十來年才會進入有機養生╱樂活學禪的人生階段。那時他們都聚坐燈光昏暗裝潢黑白極簡的店裡噗噗抽著菸（是啊那是很多人懷念的室內可以吸菸的時代），輕聲討論各種宏觀偉大的企畫（講話太大聲會被老闆趕出門）。店裡總放著清冷高妙的電子音樂，來自角落那間專賣偏門小眾音樂的店中店。當年不知多少小劇場和廣告配樂，都是在那爿小舖子挖到的寶。後來「二點三一」也倒了，唱片舖店主去誠品音樂館擔任採購主管，繼續造福樂迷無數。
從小我就在《讀者文摘》讀過大預言家諾斯特拉姆斯鐵口直斷：世界末日將是1999年，「恐怖大王從天上來」。然而古往今來的預言家千算萬算都沒算到居然會有一隻叫Y2K「千禧蟲」的東西，讓許多人相信地球可能真的會毀滅：萬一哪間核電廠或者飛彈控制系統一到元旦就當機，豈非人類浩劫？「恐怖大王」原來早就棲身在電腦機殼裡啊。
於是各地的歲末狂歡，彷彿都帶著幾分貨真價實的末日感。1999年最後一晚，我和女友去敦南誠品地下室藝文空間看雷光夏演出，她的歌和「狂歡」兩字距離實在太遙遠，我想末日若是聽著光夏過的，也算值了。演唱會結束已是午夜，敦南圓環有人放起煙火，世界末日似乎還要一會兒才會來。我和女友靠邊停下摩托車，抬頭靜靜看了一陣，互道新年快樂。
2000年3月18日晚上，木柵線捷運起點的中山國中站，我坐在最後一節車廂等它開動。遠遠近近傳來陣陣鞭炮聲，乘客紛紛走告：阿扁宣布當選了。車門關上，列車緩緩加速前進。我望向窗外如常的街景，告訴自己要記住這一刻。新的時代終於到來，世界再也不一樣了。
那就是我的90年代的終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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