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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王盛弘／ 甜蜜蜜 － 3之2
圖◎阿尼默
◎王盛弘 圖◎阿尼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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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前有道排水溝，堤岸上一叢木芙蓉，被拿溝底的沃泥餵養，又覆上一層層的蛋殼。木芙蓉的闊葉烘托著花朵，清晨初綻是鮮甜的粉白，隨著日光推移，浮泛一抹初醉的紅暈，午後，酒意漸濃，轉趨軟熟，到了傍晚，花瓣閉闔、皺縮，刻畫著深深的紫色紋路。花朵凋萎後，花萼一日日膨脹，終於有一天，成熟、鼓脹、乾燥的果實守不住祕密似地，迸裂了開來。
我常在傍晚閒坐花樹下，公寓前空地上三三兩兩的孩子追逐嬉戲，樓下老人拄著拐杖散步，是我多心嗎――他看我的眼光裡有一種不高興。我坐水泥砌的堤岸上，赤腳踩在地面，溫溫的，在體內流動，被撫慰，被療癒，哪怕是這樣微小的細節，都讓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善意。
常常我的手裡揣著一個信封，報社寄來的。不必打開，拇指、食指輕輕搓動，感受內容物的質感，便知道是退稿或剪報。若是直接以回郵信封回寄的郵件，會有一個截角，不知是誰告訴我的，投稿時，信封剪一個角可以當印刷品寄送。我透過截角偷覷裡頭裝的是什麼。經過幾年的嘗試，退稿的機率已經不大了，收到剪報卻還是雀躍，趁天色轉黯前把發表在報上的文章再讀過一遍。心裡有個模模糊糊的憧憬：會不會寫著寫著，有一天就變成作家了？
信箱裡還常發現寄給藍博洲的DM。前一年，《幌馬車之歌》剛問世，和他的第一本著作《旅行者》我都讀過，因此對這個名字很熟悉。藍博洲長我十歲，畢業於輔大法文系，曾經擔任過草原文學社社長，《旅行者》收六個短篇，就有四個是寫於他就讀輔大期間。
初進輔大，我曾想找個社團參加，傻呼呼地隻身前去位於校門口的焯炤樓探看，長長的甬道旁有許多小房間是一個個社辦，先是看上了廣播社，但木門深鎖，門板上貼一張紙條，紙上有個繞口令。意思大概是：如果連這個都說不好，那就打消加入的念頭吧。我默念一回，從此記住了它：楊麗花發明非揮發性化學花卉肥料。雖然沒加入廣播社，但後來我主持過一個校園廣播節目：《電影人》，專門介紹電影人電影事，還邀請過當時讀中文系的聞天祥上節目談侯孝賢，前一年《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又挑了嵌進「文學」的社團，草原文學社。木門虛掩，我怯生生地推開，光線自氣窗射入，彌漫的煙霧在光照裡捲動翻騰，幾名男女學生或半臥或欹斜著，氛圍十分慵懶。若是60年代背景的美國電影，這幾個人就該互傳著哈同一根菸，臉上氤氤氳氳洋溢著迷醉與微笑。幾雙眼睛看著我這個灰撲撲的土包子，讓我渾身不自在，但在退出前還是問了一句，請問有招收社員嗎？有人心不在焉回我一聲「嗯」。我又問，這個社團主要做什麼？他噗哧一笑，漫不經心說，不做什麼，閒聊、打屁，不必做什麼。我看他沒有意思多搭理我，便尷尬地輕輕將門闔上。
後來，我什麼社團都沒有參加，倒是「自創」了一個踏青社，穿Converse的All Star高筒帆布鞋，斜揹大背包，常在當時輔大還為數不少的草原上溜達。這個社團的社員只有我一個，但常有同學陪伴。
草原文學社並不是一個「閒聊、打屁，不必做什麼」的社團，它的歷屆社長除了藍博洲，還有張大春、曾淑美等日後知名的作家。草原的光譜偏左，放眼阿多諾、傅柯、馬克思等文學批評，又凝視台灣文學，與台灣的現實處境相參照，不僅在書桌前用功，也走上街頭。多年後其蔚接受專訪，為草原文學社定位，說這個社團對輔大學生來說，是相當恐怖的，像狼穴或策畫暴動的所在，一群心理偏差的激進分子的俱樂部。比較起來，我簡直正常得有病。
其蔚的朋友們常在明志路二樓小公寓聚會，有對小夫妻，熱天正午來了，其蔚不在家，我請他們稍等。兩人看看四周，不坐椅子卻落坐地面，我請他們上座，妻子委婉拒絕，沒關係，地板就好。我說，地板好髒。妻子堅持：地板就好。這對小夫妻，吳中煒與蘇菁菁，93年秋天在羅斯福路小巷子開了家店叫「甜蜜蜜」，是搞劇場、搞學運、搞地下音樂，這些又甜又刺的年輕人的蜂巢，其蔚在這裡幫他們策畫活動、發表作品，不過只維持一年就頂讓出去了。
在為一家咖啡館命名前，「甜蜜蜜」是一本地下刊物，挑釁威權、挑戰體制，嚎叫、發洩、嘔吐出苦悶與欲望，自信自戀自瀆。《甜蜜蜜》自稱「全國第一本專業色情刊物（小學生適用）」，「版權沒有，歡迎盜印」，子儀曾為《甜蜜蜜》寫過稿子，秀美帶著其蔚的手稿到坊間的電腦中心，因為不諳電腦打字，請來指導員幫忙，對方一看內容，臉色大變，逼問秀美這是恐嚇信嗎。而我，則因其蔚害怕筆跡洩漏身分，而替他捉刀謄抄過，並協議由我帶數份雜誌到大傳系上分發。那一天我一大早就出門了，趁著文友樓悄無人聲，隨機挑幾間教室擺一本雜誌在講桌上，心裡很是忐忑。
常到明志路來的還有個女學生，神經兮兮的，其蔚說她曾在天橋假扮乞丐要錢，又搭計程車不付車資，沒錢就是沒錢不然你想怎樣？擺出一副無賴姿態，因此鬧進警察局。最後呢？最後司機自認倒楣，算了。我聽了，沉吟半晌，這個嘛，該怎麼說呢？
女學生每回都會帶來一、兩張她發表在報紙或雜誌的文章，內容充斥著原欲。她問我的想法，我老實回答，看不太懂，還要再慢慢體會。我讀高中，就常在救國團辦的地方刊物發表文章，縣境的國中或高中女同學讀者常會給我寫信，但是上了台北、進了大學，很快我就明白，每一所高中都會有這樣一個被叫做才子的人，不，也許是每一個年級甚至每一個班級，在這裡，我一點都不特出。一旦看出這點，就再也無法無視，儘管名字已經頻繁見報，仍有點自卑，感覺自己程度差他們一大截，小心翼翼問：你怎麼看那些刊在報紙副刊上，文字流暢的文章？女學生回我：那些啊，那些都是高中生的習作，我們是大學生了，要寫大學生的東西。我聽了，默默退回房間。
他們在客廳說話、吃飯、喝酒，我就在我的通舖房間裡，床板上擺一張同學朱陳琪借我的淺色原木矮几，趴几上寫字。我喜歡這個角落，臨窗，有風輕吹，窗外與鄰居隔一條小路，小學生上學放學，風中傳來童言童語，音調裡有種嫩芽初萌的清新。我不討厭其蔚的朋友們，我甚至喜歡他們、羨慕他們，只是覺得格格不入，我無法放鬆，就是無法，慵懶、隨興、自在，像初進大學闖進草原文學社那樣，我覺得我們不是同一伙的。
那是1992夏天開始之後，到隔年夏天開始之前，前網路時代，沒有PTT沒有新聞台部落格與社群網站，身邊也沒有寫作的朋友，或許不是沒有，只是我不曾抬頭張望尋找，甚至不知道同樣讀大傳系，隔壁班廣告組就有個高手。獨學而無友，僅憑著一股熱情，透過閱讀想像文學的模樣，中學生習作般，以文字當積木構築它的具體形象，態度接近於虔誠。或許正是我的無知為我織一層結界，保全了我的夢想。
如今想來，我畢竟是幸運的，有那麼幾年時光，自己陪著自己，安靜地等待著自己長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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