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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重返○○】 阿尼默／影迷
電影《三方通話：連載小說》工作照。
文．照片提供◎阿尼默
為電影中的作家角色陳設場景中。
「兩位。」
客串電影裡理髮師一角定裝照。
「有位置都可以坐。」
歡樂的辦公室氣氛。
我們圍著餐廳圓桌坐下，一時不知道怎麼聊天，崇敬帶有距離，從來都是一體的，沒事不會想跨越。
突然眼前的這位出版界大老提議要幫我算生命靈數，我說連這個也會，他說因為要算數，所以喜歡。他拿出西裝內側口袋裡的紅皮筆記本，羅列我的出生日與姓名英文拼音。他的做法與我見識過的都不一樣，十分複雜，最後獲得了十六組數字。各自代表著性格，潛意識、難題與流年，零至三十四歲的我，有著原子彈的力量，但樂於驛動與常變，因此放幾場煙火完沒了，但也不要因為要集中能量而放棄移動，因為那樣會使我快樂。
算命的人也會自己找位置坐。他講著我過去的人生，那時我們毫不相識。
我想起那段幾乎年年搬遷的日子，那時剛從大學畢業，提著一只行李北上工作的那天，從客運裡看著即將進入台北市區的淡水河夕陽，霞光四射，那麼亮麗繽紛，心想著，這麼棒的迎接，彷彿對著我的未來打氣。我就這樣凝視著這場陌生迎接我的厚禮，直到離開台北橋，離開熟悉。
在台灣電影產量稀少、沒有觀眾的時期，我與同樣喜愛電影的同學在錄影帶出租店租了很多華語片，《好男好女》、《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河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飲食男女》、《囍宴》、《熱帶魚》、《無言的山丘》、《忠仔》、《阿爸的情人》……苗天在暗室裡打了李康生一巴掌、楊貴媚在興建中的大安森林公園哭得很久、伊能靜邊打羽球邊幹譙、還在變聲的張震用鴨嗓嘶喊著「不要臉！沒有出息！」、梁朝偉悲愴地掃落一桌精緻煙器花瓶、文英阿姨反對阿匹婆玩大老二、林正盛為一則數學難題忙進忙出、金素梅憤恨辯解自己不是bitch。每一幕電影畫面與演技，都震懾我們的靈魂。那時沒人不愛王家衛，學著穿起他電影裡的花襯衫，聽的音樂源自拉丁美洲，床頭安裝瀑布轉燈，模仿行蹤謎樣的角色，抽菸很有姿態，偶爾寫上兩句愛情獨白，對世紀末的頹廢美無法抗拒。
來到台北，我在同學租賃在永和的套房打地舖，能夠參與電影拍攝工作，滿心歡喜，時時刻刻都讓我興奮。開拍前的空擋，日日到廿四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臨時抱佛腳地將每一本厚重的電影紀事看過，試圖記下每張劇照的構圖與氣氛。當時數位相機已經問世幾年，但數位單眼相機還是屬於專業攝影師的高級配備，我只用一台功能陽春的Nikon FM2底片機，趁著燈光師攝影師定位，趁演員排練空檔找個不礙事的好視野，定格電影裡的魔幻時刻。有時反而是導演先完成他想要的鏡頭，再給我充分的時間支配演員的演出。裝填底片時戰戰兢兢，不容許漏光，一格一格調整曝光，絕不能偏差，但還是有著無法掌握的環節，時間更不能回溯，這總讓我在前往沖印店時沿路誠心禱念，「拜託拜託，希望會有好結果。」
這個拜託，讓我在電影工作結束後，成為一名全球華人電影網站的攝影記者，與同事在南機場分租了一層公寓，房間很小，只能容納一張單人床與小桌，但至少有自己的空間，不必寄人籬下。我總是在樓下夜市買了晚餐回家，配著《破報》，閱讀李幼新（現改名為「李幼鸚鵡鵪鶉小文白鳥」）的影評，找出有興趣的藝文資訊，在假日看展覽，聽地下樂團，郊遊踏青，探索這座城市。
我的工作偶爾需要跑跑記者會，有次受邀《紫雨風暴》的映前記者會，數十家媒體一到場，閃光燈就此起彼落閃個不停，攝影前輩們熟稔地大喊，看這邊，看那邊，動作大一點，笑，撥頭髮，很好，再笑開一些，我在夾縫中一句也喊不出來，只能撿拾別人不要的鏡頭，試著對明星招招手，卻徒勞無功，明星們左顧右盼幾輪之後，媒體大伙便一哄而散收工走人，只剩下兩、三個安靜的人還執著著，這時，我透過小小的觀景窗裡清楚看到，何超儀小姐輕輕地、緩緩地轉身，在那剎那，感覺時間跟著慢了下來，慢得消失了雜沓聲響，慢得能看清她脖子上的線條變得柔和，她正看向我嗎？她正看向我嗎？於是她的雙眼就這樣透過鏡頭直視我的瞳孔，堅定不移，瞬間有種溫柔包覆了我，撫慰內心，我愣了幾秒才回神趕緊按下快門，向她示意能否靠近些，她沒有回答，只是換了個更自在的動作，其他人看到我向前走，也跟著向前，但我看不到他們，那空間彷彿只有我與何超儀，原來她的正臉如此動人，散發明星光芒，原來她早已察覺我是個害羞的菜鳥攝影記者，偷偷備下最完整的時間，成為我第一次也是最美麗的一次採訪經驗。
說是採訪，但其實是影像紀錄，真正的訪談是由一位擁有多年電影工作經驗的同事負責，我只要管好畫面美感，攝影機正常運作，其餘的就能專心聽著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如何創造虛幻又真實的存在。美術指導葉錦添聊《臥虎藏龍》裡俞秀蓮與玉嬌龍打鬥的場景，是從一座位於安徽省瀕臨倒塌後代也不怎麼在乎的古宅搶救下來的，沒有一根釘子的梁柱，要拆卸再組裝到片場，連運送都困難重重，每個時代的審美、工藝技術與生活形態，會跟著時間流轉，但「美」，是永恆的。那時剛獲得坎城影展最佳技術大獎的錄音師杜篤之，說以前的電影著重重現物質碰撞產生的聲音，但在貼近真實的台灣新浪潮電影裡，他開始思考如何呈現真實的聲音，聲音在不同時間與環境裡有著微小的差異，只要靜下來聽，都聽得到，那當然是戲的一部分，不能因為幾乎沒有就當做不存在，那裡也許藏有角色內在狀態的反映。後來拿著後製配音的《恐怖份子》出國參展，評審都以為是同步錄音設備完成的。
眾多的受訪者，常聊起同一件事：「有點對不起家人」，除了才華與熱情，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專注於工作，可惜與這些受訪者多是一面之緣。
在擔任許多台灣電影法文翻譯的畢安生家裡，看到他平常的生活，喝大杯的咖啡，幾幅和紙撕紙畫創作掛在斑駁的牆上，室內與室外只有微妙的界線。多年後再看到他，已是大銀幕裡《刺客聶隱娘》空空兒的樣子，人生的最後一刻，也成為催生台灣同婚法令的實例。
後來，我搬到汐止，多了兩個室友，公司卻從汐止搬到忠孝東路，所幸老闆每天接送我們上下班。
有天，辦公室鼓譟著，大家紛紛跑來向我報信，「陳寶蓮來了」，我驚喜地從椅子上跳起，跑去會議室外徘徊，佯裝只是剛好經過，偶爾與同事談上兩句，眼睛卻沒有離開過她的背影，她的長髮俐落，黑色服飾簡約，勾起的指頭端起杯子，都是女王風範，「嘿！有打火機嗎？」我立馬說：「有！」於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去向抽菸的同事借，她轉身看了我，說聲謝謝。
她曾為日本演員羽田美智子在《海上花》的演出配音，講的是上海話，聽說錄音多是一次精準到位，導演認為她很有表演天分，把任性、自我又潑辣的紅倌詮釋得很好，這似乎也是她的幕前形象。
她搖搖晃晃走出公司，我趕緊拿出一個布包，請她幫我簽名，她問我：「什麼名字？」聲音宏亮直率，這時，除了我的名字，我還想告訴她，就算有很多不友善的眼睛打量她，等著看她的笑話，想拍她如何失控，在哪裡鬧事，但是世界上還有一個小小的角落，小小的粉絲如我，默默為她祝福，期待著她的作品。幾個月之後，我很後悔沒把這些話說出口。
沒有採訪的日子，就幫忙編輯影人資料庫、剪接受訪者的影片。那個試圖理解什麼是網路的時代，剛走出數據機撥接，卻遲遲不到ADSL，這些影片大多埋沒在狹窄的頻寬，消失於細小纜線的另一頭，等到自在瀏覽YouTube、人人都能編輯資料庫的維基百科問世，也是幾年後才發生的事了。
這個工作告結，我就從汐止搬到潮州街，爾後還有後山埤與西門町，工作輾轉換了幾個，這座城市已經很熟悉。如果可以，我想一直保持一只行李的移動方式。最後，驛動的內在強烈驅使之下，乾脆辭職，愈走愈遠，一去不回了。
生命靈數說，我命裡的男主角有規畫與實踐精神，女主角樂於媒合他人，男配角擅長繪畫書寫，女配角喜社交，三十五至四十四歲追求獨立與自信，四十五至五十五歲建立家庭，五十五歲後出家。這是怎樣不合拍的人物設定，難以猜測的劇本？我想，我最可能會是《2046》裡頭壞掉的機器人，很久很久以後的笑，或流淚，是感同身受到很久很久以前過往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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