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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閱讀小說】 謝旭昇／托勒
圖◎郭鑒予
◎謝旭昇 圖◎郭鑒予
我第一次遇見托勒的時候，是在一場談論歐洲著名詩人作品的講座，年輕的托勒剛從面貌模糊的青年詩人陣列中嶄露頭角。那時候我的寫作還沒能賣什麼錢，要前往三百公里外只為參加一場文學沙龍是一件奢侈的事。不過，為了一睹托勒在談論大師時的風采，我放下寶貴卻也沒有任何客觀價值的時間，租了一輛三菱的紅色COLT PLUS，用以前往講座，並能於當晚講座結束後在車裡睡上一覺，再將車開回歸還，這樣就能以一千兩百元解決旅宿。這款車除了座椅，幾乎沒有其他空間了，後座如果坐人，那人只能將雙膝屈在胸前。車行老闆開著它前來交車，但要我上車，以讓我能同他一起開回車行，再由我自己把車開走。我不明白老闆為何以不停顫抖的右腳觸發離合器，而讓車不斷行駛復停頓，直到我把車開走時，發現自己也只能用一樣的方式駕馭這部車。是的，只能，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
在前往講座的旅程上，為了保持清醒，路途中我駛離時間彷彿靜止的高速公路，沿著天候惡劣的濱海公路行駛：驟雨時而潑灑車窗，風速達每秒十七公尺，且當車經過跨海大橋時，風比車速更快，可以感到汽車在橋面上不斷晃動。一隻紅色瓢蟲飛越一個巨大水窪的邊緣，我從牠的倒影中瞥見自己模糊的臉龐和這台隨時可以解體的汽車。
那時的我尚未理解托勒的詩好在哪裡，但是，我更尚未理解的是托勒的詩壞在哪裡，所以我才會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險些連同汽車一起解體的窘境。我不會責怪自己，因為即使時間重來一次──也就是在所有事物都按照當時的安排下──如同塵埃會飄落至同樣的角落、指縫間的菸霧會以同樣的路徑飄散，我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知道，在時間之中，我是一個盲者。
托勒成名之後仍每三年就出版一部詩集，當然，現在托勒出版的詩集已不可勝數，並被擺放在每個實、虛體書店的文學類書架以及部分學校開出的寒暑期文學讀物清單，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成名前的頭兩部詩集。第一部是《羅馬黃昏》，裡頭的詩引入各種西方建築元素來嘗試建造詩歌形式的殿堂；不可否認，當時的我確實深受「人類最終能築起一座穩固的殿堂」這類的理型概念所迷惑。第二部《詩人的焦慮》則借用了眾多大師詩人的身影和口吻，展示自己的詩觀以及對大師的理解；然而，就現在的我看來，這是放棄語言的一種做法，而使讀者倚賴那些詩人的形象與作品來進行位於語言外部的聯想。為何當時的我無法看澈這些迷霧？要是托勒沒有在那場講座的前幾個月，以《詩人的焦慮》獲得那時還未落為地方性獎項的國家年度藝文大獎並成為史上最年輕得主的話，我可能不會參加那場講座。說到底，我其實是無法看澈自己，我就是那團迷霧。
正是這樣，如果要我回顧我對托勒在那場講座的印象，即使他當今已然是那些學院裡的老學究（即使他們曾經年輕），而非詩人所不得不書寫的對象，我仍然只能說些關於自己的事，因為我雖然是前往托勒與歐洲大師的講座，但我只能前往我自己，而不是任何一個別人。所以當汽車駛離大橋、擺脫雨水和海浪共同激起的霧氣之時，我仍無法擺脫自己，它如霧變化，又隨我而行，且從不抗議，仿若我自己就是散亂的、沉默的但總為一組的語言，被我自己所使用，而呈現九張面向不同方位的臉孔，帶領我的身體走去它們各自面對的方向，從不回首，經過千夜之夜，在彼此終於相向而重合之際，再次面向九個不同的方位，周而復始。那麼，在那場講座上，我去見的、我看到的是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詩人也就不足為奇了，確實，我有無窮無盡的可能，但那只是我的一種可能，且不可能是我；托勒神采昂揚地朗讀大師的詩作，那些音樂與圖景，從他注定不再孤單的嘴中離去，有一天會回來嗎？會的，如果他記著那張夜晚中孤單的嘴；會的，但在回來之際會再次離去。
第一次見到托勒之後，再且最後一次見到他已是數年後在一場文學研討會上的偶遇；顯然，他接續出版的詩集《光與門》、《樂器與階梯》與《母題》，已將他的詩歌成就推上高原，那是青年詩人勝利的年代，或說，那是青年學者勝利的年代。在那場「所有人的母題：托勒詩學研討會」中，除了其他與會學者和作家所發表的九篇關於托勒詩作的文章以外，我目睹托勒本人也擔任了發表者（這令那時的我想起多年前「羅智成詩學研討會」的場景），並與其他學者、作家共同解析自己的詩學，得出客觀性的結論；根據會議紀錄第十頁，他如此作結：「詩人的書寫應該要填補人性的孔洞。」是的，他用了「填補」一詞，意味著文學的終點是一個點，或說，確有終點。這與阿根廷的波赫士不斷探索人類到底想追尋什麼東西的這種書寫有著截然的差異。不論如何，至此我已完成我的任務：抵達記載托勒的終點；這當然不是托勒的終點，但他後續數十年的文學成就，已無須淪由我來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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