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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日本人與台灣美味】 木下諄一/雞腿飯

2024/03/25 05:30

圖◎薛慧瑩

◎木下諄一 圖◎薛慧瑩

還記得在1980年代初,台北吹起一陣丼飯旋風,我家附近開了一家、學校周邊也開了幾家,如雨後春筍般隨處可見。這類只有吧檯的丼飯專賣店在日本早已行之有年,第一個想到的代表性店家便是吉野家──客人圍坐在吧檯的外側,店員站在裡側接受點餐,而廚房在後場。這是我從小到大再熟悉不過的風景。走進這樣的店裡,感到相當自在。

店面形式如何,並非本文重點;我想談的是台式丼飯。或許有人會問:「什麼是台式丼飯?」說穿了,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料理樣式,只是把原本放在盤子上的,改以塑膠碗公盛裝,新瓶舊酒,仍是同樣的排骨飯,如此而已。一般常見的還有雞腿飯、香菇赤肉飯等等。在價格方面,排骨飯大約三十五元、雞腿飯則多十元。當時還是窮學生的我,一日三餐都成問題,不得不對掏出口袋的每一分錢斤斤計較。「真想吃一次雞腿飯啊。」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之後有一次坐飛機,和鄰座的日本人交談。這位大哥年紀約三十五、六歲,聊著聊著,談起自己的生意:「最近呀,賣排骨飯的店挺流行的,有吧檯的那種,你曉得嗎?」

「喔,我知道。有時候會去吃吃。」

「我投資五十萬開了一家,售價比別家便宜五塊錢,結果生意好得不得了。」

聽他的口氣,只是五元之差,業績便好到超乎預期,連自己都難以置信。他的疑惑我倒是十分理解。別人眼中的區區五塊錢,對我卻像是天上掉下來的恩典,走再遠的路程去買都值得。從這小小的一枚銅板,我領會到富人與窮人看待世界的差別。

1983年我從台灣回日本,完成學業後和一般大學生一樣進入職場。經過六年,仍覺內心難以割捨到海外工作的夢想,於是揹起行囊,獨自赴外國闖蕩。此次的目的地不是台灣,而是香港──事前沒有具體規畫,沒有熟人、身邊沒有多帶錢,連回程機票也沒有準備;仗著自己年輕,單憑一股「應該找得到工作」的傻勁,便動身前往陌生之地。

抵達香港那天,我在彌敦道上的重慶大廈與拉客的印度人交涉,談妥住宿的地方。隨著他們鑽入大廈內的窄小通道,左彎右拐,迷宮似的,好不容易來到一間小旅館,撲面迎來的是空氣中彌漫的異臭。狹小的客房內陳設不多──一張木板床、看不出何時清洗過的床單,以及幾乎顯不出影像的電視機。不過,話說回來,在這簡陋的環境裡,能有一個屬於我個人的獨立空間,衷心感謝老天爺的賞賜。夜裡許多印度人陸續從外面回來,直接倒臥在客房外的走廊地板上熟睡,活像林場裡砍伐後的大批原木橫躺一片。

我以旅館為據點,每天外出打探工作──四處拜訪旅行社、旅館,或是看見貿易公司的招牌便上門詢問。某日走在彌敦道上,正巧遇見香港人大規模遊行,幾百人、幾千人,一路邊走邊吶喊,要以行動聲援天安門的學生運動,支持民主主義。

不久,我的免簽證停留期滿,只得匆匆去一趟澳門再入境,又可以在香港待一陣子。

那時香港給我的觀感是治安不好,而且人與人之間不似在台灣那般溫暖友善;再加上身處各國人士、三教九流混雜的環境,稍有鬆懈就有可能上當受騙,總是提醒自己必須時時保持警覺。我曾經被帶到奇怪詭異的地方好幾回,在充滿白色煙霧的房間內被一群男人團團圍住強迫推銷。那時的我太過年輕,不懂得害怕恐懼。能夠全身而退的最大原因,或許正是因為「窮」。如今的我,絕對不會靠近那種地方。

既然那樣,又何苦堅持留在香港?坦白說,自己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若非得找個理由,那就是當時認為香港是東西交匯之所在,遍地黃金,不怕找不到飯碗。如今想想,真是愚蠢可笑。

我在香港共待了一個月左右,考慮再三,終究決定離開──荷包即將見底是其一,繼續待下去的話,生活只會愈來愈艱辛,而且看不到任何希望;其二是語言問題,在香港工作必須會講廣東話,英語也可,而我雖然國語講得流利,但在當時的香港社會全是廣東話的天下,僅會國語注定寸步難行。

短短兩天內,我二度上門同一間旅行社。此次不是來打聽徵人消息,而是買單程機票──還不打算回日本,改往台灣試試,給自己重新起步的機會。徹底推翻一開始的計畫,轉了大彎又回到故地,開啟了居住台灣三十五年的歲月。回顧這段往事,正好印證「人生充滿未知數」這句老話。

旅行社的老闆夫婦請我吃飲茶。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感受到人情溫暖。

從香港來台灣那一天的事情,我還清楚記得。鄰座的先生看我很快把飛機餐吃完,便極力勸我:「只要開口跟空姐說一聲,她會再拿一份餐給你。」

當飛機著陸那一刻,這位先生開口──因為行李很多,擔心被要求繳稅,希望我能幫忙帶一份行李入境。我沒多想便答應了。其實他這趟旅程不是一個人出遊,四、五個家人也在同班飛機上,而且全家大包小包的東西真的很多很多。

通關的時候,海關問:「這是什麼?」我老實回答:「不知道。是朋友託我的。」海關不客氣地把行李打開,許多像是中藥的東西,兩打、三打……一樣一樣被拿出。

「這些是什麼?」

「我不知道。」

看見我和海關交談,行李主人急忙跑過來。

「是這樣的,這些中藥在台灣買不到,所以我多買一些回來。」

當時的入境檢查不似現在這般嚴格,也沒有檢疫犬的協助,這先生只是多費些唇舌解釋一下便順利過關。

「要不要來我家裡喝茶?」我點頭接受邀請。或許他沒料到我不會拒絕。一到他位於西門町的家,全家紛紛把所有行李打開,裡面有茶葉、藥、食品等不少東西,相同的款式有好幾份,看樣子很可能是專程去香港買貨帶回台灣轉賣,俗稱「跑單幫」。

「你家在哪兒?今晚在哪裡過夜?」

喝完茶之後,他見我一直沒有動靜,語氣有點不耐煩。老實說,我沒有地方可以去,連當晚要住哪裡都沒有事先安排。若是他開口:「要不要住我家?」我真的會毫不猶豫答應。為了落腳處,向他借電話打給幾個台灣朋友,很可惜沒能聯繫上。察覺屋裡的氣氛不對,便趁主人尚未下達逐客令時起身告別。對方似乎鬆了一口氣的樣子,送我到大門口。

我在西門町一帶徘徊,一間小餐館進入眼簾。菜單張貼在牆上,寫著幾道簡單的料理。我選了雞腿飯──曾經是心目中吃不起的高檔奢侈品,現在卻毫不遲疑點了它。挾起熱騰騰的飯菜,送入口中,在香港所經歷的種種盡拋諸腦後;與此同時,久違的溫暖滲入每寸肌膚流進心窩,隱約聽見有誰在耳畔輕聲道──「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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