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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和童年握手 － 王盛弘談《大風吹：台灣童年》
作家王盛弘及其新作《大風吹：台灣童年》。（小路／攝影，王盛弘／提供）
專訪◎言叔夏
《大風吹：台灣童年》。
讀《大風吹：台灣童年》，讀到那樣一個黃昏的午後，可能是放課後的時間，與母親在屋內做些雜什。忽然聽到屋外有麵包車經過的聲音。小男孩於是沒來由地對母親說起：今天是我的生日。而這個母親呢，淡淡地說了句：是嗎？也就順勢拿出了一枚銅板告訴他：到外面買一個麵包去。書裡寫到他挑了一枚最像「生日蛋糕」的雞蛋糕回來，堅持要母親也吃一口，這樣就算一起過了生日了，總令人覺得既溫暖又哀傷。溫暖的是，那黃昏的母子身影，有點逆光、顯影，發散著暈黃的毛邊，大概是每個人都有過的生命一景吧；而哀傷的是，流逝的畢竟是時間。那暈黃的毛邊光影，在童年的鏡頭底下，不啻都有一些泛黃而傷逝的落漆了。
而這個星期三的尋常午後，尋常辦公大樓的會客室裡，王盛弘（1970-）有些靦腆地窩在角落，帶著一點初次見面的尷尬與害羞。可能是對書裡那玩著泥巴，在黃昏的午後燒豌豆田，或跟父親一起去池塘釣魚、最後卻被魚給釣走的小男孩印象太過深刻，總讓人覺得眼前這位已過不惑之年的男子，神情間仍有那樣一絲小孩子式的困惑。那或許是在歪頭搔著頭髮間，有點困擾（或帶點自我質疑）地說：「我嘴巴很笨，沒寫下來的話，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隨即頓了一頓，彷彿在思考著自己的話：「不過，有時候特別寫下來了，到了該講的時候，卻又老是講得不好了。」
種種看似矛盾的質素：比如成人與小孩，娃娃臉與四十歲；比如從彰化到台北，鄉村到城市；又比如從一個固定的生活裡離開，到另一個遙遠異國的自我放逐。這些彼此相悖的軌跡，在王盛弘歷來的寫作與生命中交匯，卻毫無扞格。大抵也是一面不斷自我折射、交映與對位的稜鏡吧。2002年的「三稜鏡」計畫，從《慢慢走》到《關鍵字：台北》，生活有時在這裡，有時在他方；有時也溢出了時間的刻度之外，如同這本被什麼風給吹回童年的《大風吹：台灣童年》。
告別與和解
幾年前寫《慢慢走》與《台北：關鍵字》，寫作的姿態看似無根的漂萍，曾在旅途中「憬悟到沒有非得要將根扎在哪裡，從此我是一名地球人了」的王盛弘，在邁入四十初度的今年，反而走回了童年的故鄉，王盛弘若有所思地說：「大概是因為這幾年，心境上漸漸顯老了。」
「我從十八歲離家到台北來，已經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是一個很長的向度。上一個十年，大約三十出頭的時候吧，我還很可以瀟灑地說，我就是一個人，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故鄉』這個概念對我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或深刻的。」
相較於開頭〈台灣童年〉的溫暖明朗，後半部從〈廁所的故事〉以降篇章，似乎更能看出這種心境上的轉折。書中寫到夜半喝酒回家的父親，對母親拳打腳踢；寫某次領文學獎時，對父親矛盾難解的情緒。都是生命裡的陰霾與澱積物。他寫追逐黃氣球的小男孩，邊跑邊長大，跑著跑著就沿路哭了起來；寫懵懂的閣樓上的青春期，只有月光能將自己從泥沼的困境中帶離。是對「故鄉」暗面的一種消化，也是對傷害的自我反芻。
「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剛好來到我父親當年的年紀，有一陣子我忽然很可以理解他。」王盛弘說。
「你問我有沒有什麼很具體的事由，其實我也很難說得清楚；但是，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有一種錯覺，覺得那個小時候的我，好像是我自己的一個孩子，而我忽然變成了一個父親的角色。在這種感覺中摸索著，邊寫也邊就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大約是老到可以和往事和解的年紀了。」
也因此，《大風吹：台灣童年》其實是一段藉由童年逆寫現在的旅程，這趟旅程既擦拭了那來時的風景，也必然是一種全新的重寫與布置。藉由寫作去和童年的自己握手。這一握，既是告別，也是和好。
被淘洗的記憶
輯一的「台灣童年」或許即是那樣的一種「重寫」。以班雅明《柏林童年》的體例，用三十一則短文寫彰化縣和美鎮，一個叫做「竹圍仔」的地方。書中提及那冬末的風景，稻埕與池塘，老祖母的儲物櫃，過期的零食與霉濕的氣息，燒過的草莖，葬禮，節慶，還有那月光下整片的蛙鳴，以及冬日裡油菜花田豔麗的黃與綠，都是一派氤氳的暖意。
「和美出產兩種東西，一是紡織，另一個是雨傘。在我出生的70年代，正是台灣經濟開始起飛的年代，所以這個小鎮其實並不是那麼田園牧歌式的鄉村；你會看到家庭代工出現了，鐵皮屋頂也長出來了，然後小型工廠一座一座蓋了起來。雜陳著各種生活的痕跡。」王盛弘說。「所以我所刻寫的，其實並不是一種寫實主義式的地景，而是記憶裡被不斷篩釋、淘洗後的一種剩餘。」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大風吹：台灣童年》裡的許多篇章，那些宛如織毛線般拆了又織、織了又拆的場景與情節，其實是一種反覆淘洗的重寫動作，試圖要將那已然消逝的時間，調整到最完美的刻度。
「其實我是一個即使在情緒的最谷底，也希望能藉由寫作來保有一絲希望和溫度的人。」他說。也許是牡羊座的性格使然。「總希望筆下的世界，仍帶有一種救贖的力量。」書寫也因此而類似一種祈願：丟一枚硬幣，向池中去兌現一個願望。對寫過了遠方與此城、童年與家鄉的王盛弘來說，這個願望可能極其簡單，甚或僅僅只是一種來自生命本身的自由。
生活的收容
「寫作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人。沒有被生活瓜分、裂解。」王盛弘說。笑言再過一段時間，可能會回老家種田寫作。「有那樣一小塊地，可以種種東西、寫寫文章，也許讀一點書，就很滿足了。」
自言「骨子裡仍是個鄉下人」，和同為南方出身的作家朋友許正平聊天，都還使用台語；而《大風吹：台灣童年》裡，也時時可見用詞典雅、優美的台語錯雜於行文之間。王盛弘說：「語言是混血的。我在哪裡，這些語言也會跟著我到哪裡，也許混雜了當下來自他方的語言，都是極其自然的事；就像我的創作一樣，總是跟隨著生活流轉。」
在寫作與生命中不斷尋求一種最自由的情態，長年任職於媒體繁瑣的工作，時間與生活都圍繞著工作打轉，近年漸漸感到「消化不良」的他說，近來最常思考的問題反而是：「什麼是工作的本質？」
「我常常想，我們花費了一天裡最長的時間，去圍繞著一個空洞的核心打轉，甚至把它當做生活本身來信仰，可是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其實我並沒有真正地思考過。」
大抵這個從彰化和美「竹圍仔」的泥土堆裡成長起來的寫作者，興許是覺得這些在城市文明的日常裡所遭遇的抽象話術，還不如親手栽植一棵花樹來得踏實罷。令人想及的是〈種花〉裡的幾幕，整個世界的喧囂都被收容在那無語的生活之中，溫柔地包覆。六嬸身影雲淡風輕地澆花溉木。竹圍仔的稻埕又一日天亮，又一日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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