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德國人的歷史記憶

◎王丹

當我在電視上看到曾經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擔任過新聞局長的宋楚瑜，以一句「讓我來做」的輕鬆話語，回應媒體問他關於台灣轉型正義問題的看法時，我想起了德國的類似問題。

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說，德國是一個典範國家。針對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反猶太和軍國主義思想等等的反思，一直是德國國家重建的基礎性工程之一。這樣的反思，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轉型正義」的一部分。而轉型正義，應當是一個永久性的社會議題，因為歷史，往往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完全失去影響力，很多時候，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需要通過對歷史的不斷記憶和反思，通過轉型正義的不斷推動，去因應現實的變化的。今天的德國對於歐洲來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重新恢復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主義的聲浪通過各地陸續出現的反對移民運動的方式，似乎又露出了一點舊時的痕跡。這樣的現實時刻，歷史記憶就更加顯得重要。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展示出歷史記憶，就像去年推出的電影《鳳凰》（Phoenix）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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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由德國中生代導演克里斯汀．佩佐（Christian Petzold，1960-）親自撰寫劇本並指導的電影，甫一推出就獲得好評。電影描寫一個納粹時期曾經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裔夜店女歌手，終於死裡逃生回到柏林，但是她因為面部毀容而重新進行了外科整形手術。她想回到過去的生活，找回她那美好的舊日歲月，還有她深愛的男人，但是戰後的德國，整個社會已經如同女主角的臉部一樣，面目全非，她的愛人也已經背叛了她。她要如何面對陌生的世界和親人？如何延續自己的生活？

這樣的精神創傷，是戰爭與國家暴力在民族與個人的內心深處刻下的難以磨滅的烙印。這部電影試圖通過挖掘人心深處的細節，來提醒今天的德國人，不要忘記過去那一點黑暗的歷史曾經造成的心理傷害，並努力通過藝術的方式，讓歷史記憶更加深入，更加多元地展現出來。導演克里斯汀．佩佐完全不諱言他拍攝這部電影的政治動機，他對媒體說，他發現德國人已經開始不是那麼願意回顧過去，不太願意讓來自戰爭時期的情感纏繞在自己心中了，所以他的創作，就是想要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自我拷問兩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也許在西德，很早就開始的轉型正義工程已經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西德人的反思意願，但是對於很多東德人來說，他們的歷史記憶，不僅包括納粹時期，也包括冷戰時期社會主義的國家暴力對他們造成的創傷。雖然柏林圍牆已經倒塌半個世紀之久，但是人們對過去那段冰冷歷史的興趣仍然很高。2014年，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管理局共收到6.8萬份調閱個人檔案的申請，該局還經常舉辦各種針對東德祕密警察的出版物展覽。受德國聯邦議院委任的檔案局管理專員Roland Jahn說，祕密檔案的公開起初是為了使被迫害者獲得解脫，但繼續面對這段歷史也是民主的一門課程。

這最後一句話，在我看來，點出了轉型正義最核心的部分。轉型正義絕不僅僅是面對過去的，它也是面對現實，更是面對未來的社會工程。它也是民主建設的必要部分。從這點出發看今天台灣高中生奮起抗議課綱微調的運動，我們就不能不為這些年輕的孩子鼓掌，因為他們正在自己動手，為自己的未來夯實民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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