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
今天如果你到彰化,你會發現有條又名醫生巷(出過許多醫生)的小西巷。據說,謝雪紅不但是小西人,還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這條巷子裡被追殺。如果此事屬實,也是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說它小,因為謝雪紅一生經歷政治的大風大浪,在一條小巷中被追殺,大概算不上什麼;說它大呢,則是因為這畢竟生死攸關,而要不是生死攸關,謝雪紅也許不會離開台灣。
1901年出生的謝雪紅,主要身分當然是個政治人物。不過,我有興趣的比較是,她與文化的關係。她曾是人身買賣的受害者,十八歲之前「也沒有機會提筆寫字」。二十出頭的謝雪紅,藉著「台灣文化協會」的讀報會與演講會之助,學習各種知識。三、五年間,成果即已斐然。甚至連對她並不友善的記者,都說她「文明女子……男子萬不及也。」
「沒有文化是我一輩子最痛苦的事。」謝雪紅這樣說過。這話看似淺白,卻留下許多令人思索的空間。這個經常想起自己文化低的女人,後來卻有不知多少戲劇與藝術的文化創作,以她為本、為發源地。
1943年,「台灣文化協會」之喉舌《台灣民報》的編輯賴和去世。謝雪紅特為他提孝燈。可以想像,這背後有著相當強烈的感情。雖然數度入獄的賴和,臨終前十分悲哀,認為他曾努力過的事,不會留下痕跡。然而,在謝雪紅為賴和提孝燈的這個畫面中,我總覺得,謝雪紅說了一個大故事:曾經,最有文化的人,總是與最沒有文化的人們,站在一起。這是台灣史上一度發生過的小事──真的是,小而美,不是嗎? ●
■本專欄今日刊出最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