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 鄭琬融／應在場的不在場 － 2之2

圖◎太陽臉

◎鄭琬融 圖◎太陽臉

另一個想來令人不齒的事件，卻始終縈繞著我的，是來自一個國小體育老師的課堂。當時我們一、二年級，小孩子們喜歡跑來跑去的，比起認真上體育課，老師想還不如就讓我們多玩幾次捉迷藏、鬼抓人這類的遊戲，於是我們對這個體育老師的印象很好，因為這就是一堂來玩遊戲的課。某一次老師提議，我們全都蒙著眼在一間半廢棄的地下室教室裡玩迷宮遊戲，每個人輪流進教室，要猜猜看摸到的東西是什麼，並說出名字。我記得我先是摸到了磁碟片、鉛筆這類的小物件，也十分好猜，但接著就摸到了一塊軟軟的東西，沒有味道、有毛、長條形的，我說不出那是什麼，想當然耳，沒看過的東西又要怎麼被說出口呢？老師說是7-11的熱狗，而當我在七、八年後走在路上的某日突然回憶起這個場景，才意識到那句話有多麼荒謬，且他的語氣是多麼地漫不經心，彷彿如此加害行之有年。我上網搜尋相關的新聞，卻沒有任何報導。但我也不記得對方的臉和姓名了。我始終不知道是否應該為沒有受更多的傷害而慶幸，因為憶及此事仍有種噁心的感覺。在那一個場景裡我將永遠是無力的、無知的、被擺布的對象，儘管我知道我現在不是，卻也難以將現在的我與過去受挫的我相抵銷。這是不可能的。且憶及此事時總往往有種想要說出口的衝動，為的是想要讓我的傷口被認可，讓我的記憶不再只是朦朧的、私有的、曖昧不清的傷口。我渴望藉由說出口來走向癒合、得到安慰，這部分大過於想要控訴的心情許多。但是向誰說呢？對方又怎麼看呢？當我對這複雜、不友善的社會理解愈多，愈是覺得不該隨意透露此事。似乎我愈是想要保存我的堅強，實際上我就有多脆弱。

我所控訴的對象並不是什麼名人，但我想這種對象才是社會普遍存在的加害者。說到底，加害者並沒有這麼特殊，不必然都是政治人物、律師、歌星、作家這類被爆出神話破滅的人獨有，只是在媒體上這類事件更博人眼球、更能引發討論。在這些人持續被傳出#MeToo事件醜聞的時候，我們是否也該留意自己的身邊是否有這類的加害者存在？而自己是否曾不經意成為了加害者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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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MeToo事件持續延燒的時候，這些加害者似乎永遠缺席於正義的公平上。他們逃避、拒絕承認、含糊其詞、扭曲事實、避重就輕，利用原有的權勢進行刪修與媒體操作，而愚昧者則相信這些說詞，在被害者好不容易說出的傷口上撒鹽。正因為這樣的不屑於認真對待，令人感到開口是無比艱難。幾乎沒有人要為他們的傷口作證，於是只好站出來為自己說話，表達切身的那種不舒適。在這種懸崖上，質疑對方受傷的記憶無疑是將人推落。

說著「你有什麼證據？」、「MeToo文章好洗版都看膩了」的網民，正是漢娜．鄂蘭所指出的「平庸的邪惡」的一群，也是這些人的言論令討論的空間萎縮與停滯不前。我們連正義的執行都難以等到了，連傷害是否被承認都還要被多個不認識的誰品頭論足嗎？當認為他人口說無憑的時候，對事實真相無有理解的人去指控時也是種毀謗。

應在場的不在場，這些應該被指出卻缺席的不適感，開始從我的生命經驗裡浮出，是在看到他人也開始訴說傷口以後。這些身體上所感受過的不適經驗，如今在開口後成為了晚來的瘀青。在我找不到言詞訴說時，這些記憶一直呈現發炎的狀態，直到開始動筆梳理，或開口，才可能邁向癒合。不過創傷的經驗不會留疤，它到底不是肉體上的傷口，難以被辨識。或許也因此得要仰賴不斷地重述、記憶，才能夠讓受害者得以找到彼此，相互慰藉。然而開口談及此事，正如我先前所說的，其所需要的勇氣與睿智其實不亞於在當下要反駁加害者。什麼時候我們的社會才能包容這樣的言說？從指控與刑罰，繼續往前走向癒合？每當有這類的醜聞爆出，時間久了圍觀的群眾就散去，再提及相關的討論都變得吃力，所有的力氣似乎都被放在震驚、控訴，而被分在受害者的安慰與支持上是相對少的，建立相關的法規以防再次遇難的推動則緩之又緩。受害者的控訴會迎來不只一波的二次傷害，但加害者總能全身而退，因為底下總有大量的「支持者」（同為二度傷害的幫凶），認為那加害者不過是一時糊塗，人品好，是無辜的、被陷害的、可惜了一點的。這厚厚一層肥皂泡使得罪責一同被模糊化了。這樣一來，我們什麼時候能等到傷口被肯認？

所以，成為受害者的位置何其容易，要離開這個位置又是如此的艱辛。被摸一把，被誰強迫地摸一把，身體上的某種東西就被永遠帶走了。那是對於身體的支配權的侵略、對隱私的侵踏，與對於自己身體信任感的摧毀。我想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要恢復卻特別困難。當另一個人的身體以暴力、非情願的方式碰觸自己時，一種身體記憶，及其所造成的感受就永遠留下了。我想只有當人們也開始認可這些不適感確實帶來傷害，讓受害者從個人的、孤獨的狀態中解脫，難以啟齒的羞愧感才可能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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