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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劉珊瑚／棄捐
圖◎太陽臉
◎劉珊瑚 圖◎太陽臉
母親手術當天，我與小阿姨在醫院等候。除了協助照護，第一時間轉達狀況給關心的親友，也需要因應緊急狀況，若手術中大量出血，要有輸血的預備。
上一次捐血是當兵時候了，新訓時大部分新兵都去捐，上面（誰的上面？）說有機會換到榮譽假。我也順勢跟著大家，伸出短而秀氣的手臂，在捐血車上坐了一時半刻。連上有兵顧不得暈針體質，為了假期也去獻血，昏厥的時候引起了一陣騷動。可想而知的，我們後來並沒有得到假期，結訓後也無從追討起。如今上班必經的公園有一輛大捐血車，再遠一點有幾個國防單位。捐血雖是行善，但每逢悶熱憂愁的週一，行軍一樣地途經銅像、牌坊、捐血車，想起久遠前流去的血與假期，心情又顛簸了一下。
家屬等待區的螢幕顯示著病患的進度，準備中、手術中、恢復中。版面冷靜的藍綠色塊，千萬頭數位細蠅在排列，宣告。母親的全名與其他病人一樣，中間變成一個○，黑色的小環。我斜靠在端正剛硬的木椅上，沒有辦法真正休息。小時候常做某種「獻身」的夢：我被綁在高大的木頭轉輪上，熊熊火焰從基座竄上來。我像風車一樣旋轉，渾身發熱。忍下去，為了爸爸媽媽──為了爸爸媽媽什麼？讓他們活命還是發達？夢境沒有前後文，也因為幼兒並不太懂「條件」是什麼，回想起來便有種「無條件」的情操。大一點後，這種獻身想像還在，但稍有了一點變形。國中體育課測跑步，覺得快撐不下去，我就幻想有位暴徒挾持父母──跑！繼續跑！不然我就殺了他們──一千六百公尺的路途，就恍惚悲壯地完成了。回頭想想，似乎並非我多愛父母，而是犧牲的幻想，竟然只出現在這樣的場景。
我的血雖然疲累、謹慎地在手腕內備戰，但此刻當然用不到最好。
知道母親要在這間醫院開刀的時候，心情上有點纏繞。念博士班時候（也是忍下去，為了爸爸媽媽──），某天接到一通電話。本來不喜歡接陌生電話，但畢竟前幾天買了網購，擔心是配送問題。「您好，我們是慈愛基金會。您還記得過去曾經加入我們的捐髓配對資料庫嗎？是這樣的，因為您的血液與受贈者初步配對成功，是非常難得的功德。不知道先生近期有沒有時間，可以讓我們跟您見面，做更詳細的說明？」
我想起來那張薄薄貼上仿金砂膜的資格卡片，綠線簡單勾勒蓮花一朵，大一時候在活動中心抽的血。就業博覽會、社團聯展那樣，一人一個小桌，先做說明，再抽血建檔。記得國中同班的盧，就曾經捐髓救兄。不過再怎樣黝黑高大發育完好的少年，分享起抽髓過程，也難免創傷。我沒有什麼大膽與大愛，只是想那茫茫髓海，配對成功率幾萬分之一，而整個大學日間部也不過一萬六千多人吧。
我簡單地回了，沒問題的，我很樂意救人。畢竟那時苦於論文無緒，不是失眠就是多夢，也常半睡半醒地想著「我沒有用」的陳舊主題，陳舊地自床上驚坐起，陳舊地以頭殼狠毒（但不太大力地）撞上單人宿舍的水泥牆。配對成功雖是被動成就，精神上的振奮也不無小補，還帶來一種世界性的幻想。（也許我的脊髓的對偶，在泰國，波蘭，或者墨西哥。）高中時候參加合唱團，還曾經跟基金會同體系的大專合唱團聯合公演，熟背了一首歌詞：美哉慈愛人，宇宙為胸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志工與我約定某個平日上午，在中正區某間連鎖咖啡廳碰面，等待他們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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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地作息不穩，上午抵達咖啡廳時還有些昏沉。兩位志工阿姨挽著包頭，親切地問，吃飽了嗎，我們可以邊用餐點，邊向您說明。先生在工作了嗎？文學的博士班，喔台灣文學的博士班喔。念博士不容易喔，以後也是我們社會的中堅分子……
長方形的點餐提醒器震動，間歇閃著不放鬆的紅光。我吃著蒜香野菇義大利麵，邊接受著某種連鎖的層層關愛。綠牆包著黑桌，黑桌架著白杯。您平常生活習慣還好嗎？有喝一點酒喔，不過沒關係，未來如果是有機會來做捐贈的話，到時候我們可以再來加強身體──
我邊閱讀幾份關於捐贈說明的小冊，例如捐髓會損傷身體嗎？我們的大愛已經廣及哪些國家？我愈看，愈想從那些紙本裡，繼續抽取一點「實屬難得」的水晶碎。雖然是我捐出東西，但總是有種懸於「中」與「未中」的備份狀態。想起童年姑姑家中訂閱的《讀者文摘》，刊物會附上一片象徵開啟命運之門的紙鑰匙，數不清幾個零的偽中獎通知。開窗式信封打開時，膠片乾爽的摩擦聲，像快門按下時的欣喜與疑思。
我得先紙上填答一些基本資料，諸如身高體重、生活習慣、慢性病史，再移動到不遠的醫事檢驗所抽血。畢竟事隔十多年，說不定我的血也變質了。
醫事檢驗所則是不意外的，沒有特別親切的跡象，實際上也不需要。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第一管血的前半，有種深厚的質地。細小噴泉濺到玻璃壁，滑溜下來，又沉著地累積。第二管之後色澤開始接近水果，蔓越莓，石榴之屬。從來不知道我可以如此透明，又如此多汁。第三管接著第四管，檢驗師穩定更換試管，像不間斷的膠卷，也使人產生一種水塘浮升的恍惚。
我按著左手臂上的血洞，驚訝於血液抽驗數量之多（早知道剛才在咖啡廳就多點一個蛋糕）。收下志工的感恩與慰問，回到宿舍後，我抽出書架上的《我的名字叫紅》，找出「紅色」在說話那一節，並回想那針頭的細密與狡猾。彷彿有一種原創的嚴肅，使人攤開掌心，甘心為之。
兩天後，我接到基金會的電話。同樣是和善的：先生您好。但語速不是很均勻，就多了一些待填補的小孔。我大約猜到她（們）要說什麼，但一如從分手的預感抵達分手之間，總要有個人開口──
您的資料裡面寫，您曾經與同性發生過同性性行為，對嗎？
對啊，我是男同志。
是這樣的，因為捐髓，我們所講求的，也是一個最安全，最沒有風險的狀態，所以……
我是安全性行為啊。
是的，但因為我們希望讓整個過程，都是在一個沒有風險的狀態下，那您也知道，同性性行為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狀態……
所以你想說什麼？
我們的這個檢驗過程，那血液樣本的部分，在核對資料、察覺有這樣的狀況後，可能就不會再往下檢驗，這樣對雙方也是一個保障。因為我們希望讓整個過程都是在很安全的狀態下進行，您的血液樣本我們也會銷毀。真的很抱歉。
好的，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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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想這件事純屬意外，一如母親的手術。畢竟當初掛了電話後，不免憤恨地，決定把這件事連同血液一起銷毀（在我氣惱地、想像、他們真的有、而且必須這麼做……）。因為坦承而被定罪，我們可以想起一籮筐的寓言與個案，但在體內竄流遊蕩的，還有「被取消」與「無用」的恥感。鵝毛色的表格上，一個小小的勾，揉滅了蜘蛛絲。
上網一查，有類似經驗的人不少。PTT上也看到女同志說，填捐血資料時，在危險性行為一欄，明快地勾了「否」（她的理由是：我就不信手指能有什麼危險）。我在咖啡廳填表格時，也曾經想過填「否」：不知道阿姨們會在哪一關揭穿我是個有性行為的男同志（畢竟也是真的很久沒有）。如果捐贈成功，成為「經醫療機構認證、很久沒有性行為的男同志」，也是一座獎盃了。唯一捐血的當兵那次，填的當然是「否」。不是為了假期，而是為了假裝。我確認我的安全性行為，也同時確認這堵牆內，不安全的不是血，而是其他更堅固、更虛無，對一架男同志的身體，更富野心的事物。
我並沒有跟母親提過這件事，不想讓母親接收我的纏繞與羞憤。不也有說法是，腫瘤是出於重重心事、無形積壓嗎？世間大部分選擇與功過，只有是或否，沒有「其他」的選項：母親只能在這裡遇見東岸最適合的醫師；一如充滿愛心的志工，為了成就大功德，得要客氣且為難地，犧牲一個（也是好多個）我這樣的好心與壞血。我不免故作多情地想起多年前，我遠方的脊髓的對偶。眼前此刻的難題則是，我之於母親，究竟是否合用、可用？我需不需要再填一次「是」或「否」，為我的安全、合宜、健康的同性性行為掛保證……
後來並沒有使用到我的血，母親順利結束了手術。
其實「被放棄捐贈資格」事件一段時間後，母親也曾打來，說她簽署了一張身後捐贈的同意卡。就傳統意義來說，器捐後的遺體就不全了。但為了做功德，希望我能諒解。母親延續著她一貫輕鬆、夾帶哀愁的風格：「身體燒掉反正就沒有了。如果可以幫到一些人，不是很好嗎？」將身故一事，做為通話的核心，自哪個層面來看都是奇怪的。我雖然對（母親的）肉身沒有特殊的執著，但要一個兒子去想像母親，被細緻地勾選、核實、剝除、轉移──我電話中嗯嗯，我懂我懂地回覆，因為未經任何斟酌，可能還顯得有點敷衍。但根本上是，想不出有什麼時機、何種形式，可以讓口述的死亡，不至於那麼平板與守分。
我與小阿姨進入恢復室，看術後麻醉未全退的母親。剛剛摘掉了數公斤的脂肪瘤，醫生拿起他的手機，帶著謙和的成就感，讓我們看大瘤的照片。沒有任何濾鏡，粉紅色的網膜箍著白肉，乳綠色的磅秤與白鐵台，像東海岸公路上販賣的雅石。我則跟一個奇異的位置重合在一起：看見她「生」出了什麼。
母親緩緩呼吸起伏，眼皮之間微微的溼糊，像還未睜眼的小動物。轉醒後，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還好，還沒有死掉。」口袋內手機震動，大概是男友傳來訊息。他準備搭上火車前來醫院，拎著一盒滴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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