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與智者為伍 上 ---我的訪談因緣

與智者為伍 上
---我的訪談因緣

◎單德興 圖◎蘇意傑

2007年11月，我接到好友李有成教授傳來一篇文章，名叫〈被惡鬼追趕〉（Driven by Demons）。聳動的標題立即吸引我的注意。原來這是土耳其小說家、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在英國《衛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有關他與訪談錄的因緣。文中提到，三十年前，年方二十五的帕慕克為了一圓作家夢，離開當時就讀的建築學校，與母親住在伊斯坦堡一間可以俯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公寓裡，正和生平第一本長篇小說奮鬥。既無土耳其作家朋友，又對第一部作品充滿不確定感，閉門寫作的帕慕克內心的孤單與焦慮可想而知，不時思索著「我現在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就是在如此焦慮不安、孤立無援的情境下，他首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上的美國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錄，頓覺「振奮，彷彿無意間發現了一個神聖的文本」。帕慕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讓他印象極為深刻的一段話。在回答要如何成為嚴肅的小說家時，福克納這位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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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九十九的才華……百分之九十九的紀律……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必須對自己的成果永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永遠可以寫得更好，要求要有超乎自己水準的表現。不要只求勝過同輩或前人，要嘗試超越自己。藝術家的身後都有一群惡鬼在追趕。他不知道為什麼惡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沒時間去思索其中的原因。只要能夠完成作品，不惜去搶、去借、去求、去偷，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作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對自己的藝術負責。

這些文字讓帕慕克大受鼓舞，於是設法取得企鵝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巴黎評論》訪談集，專心閱讀，盡情享受，尤其是當寫作遇到瓶頸時，更是以讀這些訪談錄解困，「奮力重拾對寫作的信心，尋找自己的路」，因為在那些訪談錄中，作家們「談論自己的寫作習慣，這一行的祕密，寫作的方式，脆弱的時刻，以及克服困難的方式。我需要儘快地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也就是從這些前輩作家的訪談中，帕慕克發現在寫作之路上自己並非踽踽獨行，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前行者引領、伴隨，這些人與他有著同樣的熱情，類似的遭遇，但終能堅守初衷，咬緊牙關，克服困難，成為眾所仰慕的作家。

帕慕克在文末提到，在早年的作家生涯中，他經常重讀這些訪談來「堅定自己的決心」，即使多年後自己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再讀這些訪談依然讓他憶起昔日的「希望與焦慮」，甚至「比以往更強烈訴說了文學的歡樂與煩惱」。

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傳聲

一個月之後，我因為開會走訪哈佛大學，有一天信步來到當年經常駐足的哈佛書店，看到醒目處矗立著書店特別推薦的幾本新書，其中之一就是《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我出於好奇，從書架取下，隨手翻開，赫然發現序言正是帕慕克那篇文章，裡面收錄的作家訪談錄有些是我曾經閱讀與翻譯過的，當然也包括了福克納那篇訪談錄，頓時讓我回想起自己與訪談的深厚因緣。

大約也是在1980年左右，我讀到《巴黎評論》的訪談錄，深深為其內容所折服，不僅因為訪談對象為多位名作家，更因為內容精采、深入，於是便從企鵝出版社的幾本訪談錄中精挑細選了十六位作家（七位詩人，七位小說家，兩位劇作家，其中包括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花了幾年時間進行編譯（其中幾篇初稿出自朱錦華先生之手），並且蒐集了一些資料為作家撰寫小傳，附於每篇訪談錄之前，幾經周折，終於在1986年出版。我在前言中對身為代言人的訪談者有如下的說法：

在這裡「代言人」的意義是雙重的：他們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傳聲筒，雙方藉著這具傳聲筒互通訊息。這些訪問者本身便是熱誠的讀者，對作品耳熟能詳，對一般讀者心理瞭若指掌，他們一方面「代」表讀者發「言」，請教作家眾人亟欲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藉著他們高超的採訪技巧，作家得以暢所欲言，輯為訪談錄，「代」替作者發「言」。在此一問一答中，訪者當面請益，盤根問底；答者現身說法，咳唾成珠；讀者眼見問答雙方你來我往，又覺自己內心疑團一一化解，真是不亦快哉！此外，今日的紀錄就是明日的史料，所以不論中外，作家訪談錄對作者、讀者、訪者、甚至未來的文學史家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認為此時此地譯介外國文學名家訪談錄，對國內作者、訪者或讀者來說，兼具增長見聞及切磋攻錯之效。

當年我純粹抱著與讀者分享的心態翻譯這本書，雖然相信好書必將引發共鳴，但對於會有些什麼影響卻完全不清楚。2002年我遊學紐約，在法拉盛的一家大陸書店裡看到一本簡體字版的世界名作家訪談集，翻閱時赫然發現，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內容來自我編譯的那本訪談錄，讓我不禁既驚、又喜、且愕：驚的是竟會在萬里之外的異國看到自己的譯文以簡體字面貌示人；喜的是自己的譯作不僅在大陸改頭換面出版，而且流傳海外；愕的是雖然盜版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恭維」，但身為譯者的我不僅毫不知情，翻遍全書也找不著譯者的名字。後來有一次走訪中國大陸，在書店裡發現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訪談集中，第一篇就收錄了我翻譯的艾略特訪談錄，雖然附上譯者姓名，卻從未與我聯繫。儘管如此，這些事實至少證明了在華文世界裡同樣有人欣賞這些訪談錄。

藉由對話所進行的創造

其實，《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多少是個歷史的偶然。該文藝雜誌創刊於1953年，當時為了打響名氣並撙節開支，便想出了名家訪談的點子，第一位洽商的是英國名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佛斯特也接受了年輕編者的邀請，唯一條件是整理出的訪談稿必須經他本人過目，從此立下了《巴黎評論》訪談錄的標準作業模式，多年來建立起卓越的聲譽，成為該雜誌的特色。如果說帕慕克從《巴黎評論》訪談錄中得到的是「安慰和鼓舞」（如同《衛報》所言），以及堅持個人的寫作習慣（多年來在方格紙上用手寫稿，與湯瑪斯．曼和沙特一樣），那麼我從中學到的就是訪談的態度與方法，以及海明威的一個寫作習慣──不是像他那樣站著寫作，而是每天在知道該如何往下寫時擱筆，以便次日接續前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開始做起訪談來。

我初次進行訪談是在1983年，那時已經翻譯《巴黎評論》訪談錄數載，訪問的對象則是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的老師──小說家王文興。當時我就讀台大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專攻比較文學，要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討論他的作品，由於廣泛閱讀他的作品，發現有些問題在書面資料中找不到任何答案，於是有意找當事人進行深度訪談，一探究竟。一向態度嚴謹、不輕易參與任何活動的王老師答應接受我的訪談，讓我喜出望外，心想即使自己的論文寫不好，但光是訪談本身就有其價值。當時我心目中的範本就是《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巧的是，王老師也讀過它的一些訪談錄，而且有相當高的評價。

訪談當天我帶著一大疊小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寫著要請教他的一個問題，事先分門別類，重點之一就是出身外文系的他與西洋文學的淵源，以及如何將西洋文學的技巧與典故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訪談時我依卡片先後順序一一就教，王老師則以他一向穩重、和緩、低沉、磁性的聲音仔細應答，現身說法，回答了我所有的問題。回去後，我根據錄音帶謄寫在稿紙上，送請王老師修訂，他則逐字逐句仔細修訂。我後來閱讀他的作品及相關資料時又有新問題，於是安排進行第二次訪談，再次謄寫並請他修訂，然後在余麗娜小姐（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內人）協助下，將兩次訪談合併，全長逾三萬字，英文節本1984年9月發表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創刊號，中文全稿則刊登於1987年6月號的《聯合文學》，直到目前都還是有關小說家王文興最詳細的訪談之一。多年後我將珍藏的原稿奉還王老師，由他轉贈給台大圖書館典藏。

總之，我初次訪談便取法乎上，日後也一直採取相同的作業模式，訪談的對象都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兩者相輔相成，甚至有些訪談的價值可能還超過我撰寫的相關學術論文。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所以訪談對象也多以這方面為主，二十五年來訪問不下數十人，已經整理發表的計有二十七人次，包括作家、批評家、理論家、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如王文興、哈金、黃玉雪（Jade Snow Wong）、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任璧蓮（Gish Jen）、林永得（Wing Tek Lum）、梁志英（Russell Leong）、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薩依德（Edward W. Said）、張敬?（King-Kok Cheung）、麥禮謙（Him Mark Lai）、高木羅納（Ronald Takaki）、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金惠經（Elaine Kim）、艾理特（Emory Elliott）、柏柯維奇（Sacvan Bercovitch）、克魯帕特（Arnold Krupat）、米樂（J. Hillis Miller）、伊哲（Wolfgang Iser）、柯理格（Murray Krieger）、勞特（Paul Lauter）等。

從事訪談多年，而且受訪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外籍人士，背景不一，讓我深切體認到訪談涉及諸多複雜因素，箇中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運作空間。2001年訪談結集出版時，之所以將書名取為《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訪談是一種文類或次文類，特色在於它是主訪者與受訪者雙方互動、交流的結果，這一方面符合了包姆在《論對話》（David Bohm, On Dialogue）中對於「對話」所下的定義：「在對話中，每個人並非要使人接受自己已知的某些觀念或資訊；相反地，可以說是兩個人共同做某事，也就是說，共同創造某個新事物。」另一方面也符合了米勒、克魯特與哈吉在《專業訪談》（Rob Miller, Valerie Crute, and Owen Hargie, Professional Interviewing）中對於「訪談」的定義：「（訪談是）一種面對面的雙向互動，其中一人扮演訪問者的角色，另一人扮演受訪者的角色，此二角色對於行為與態度的方式都有清楚的期盼。其中一位參與者為了特定目的要求訪談，兩位參與者都有心貢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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