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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美麗世（負片） 〈下〉
岡山，1994。
文．攝影◎吳明益
澎湖，1998。
我最早對「漫步」（Sauntering）這個字產生印象是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文章，他提到自己一生中只遇過一、兩個真正懂得「漫步藝術」的人。他並試著追索了Sauntering的語源學，提到最早是中世紀時一些鄉間的遊手好閒之人，假借去聖地朝聖之名在村中求施捨。孩子們嘲弄這些人，在他們出現時就會高呼「來了一個朝聖者」（Sainte-Terrer），這個字便漸漸變成Saunterer。時移既往，漫步者成了真正的朝聖者。另一種說法是，漫步來自「sans terre」，意思是「沒有家園」之人。漫步者沒有家園，或者說，漫步者把四處都當做家園。
我在年輕時把梭羅的漫步規範視為圭臬，他說漫步者一天得漫步四個小時，並且擁有優閒、自由和獨立。我一直堅持這樣的信念直到教書後，這三者紛紛離我而去，我只剩下漫步了，我只剩下年輕時漫步所拍的照片了。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許久，有的時候當我看到某張照片時，拍照時的緊張與激動情緒仍然高漲滿溢。比方說在澎湖我將鏡頭對著傳統硓砧石屋時，發現鏡頭裡的小女孩正好回頭看著相機，而另一端在窗口的小貓也正好回頭。兩個美麗生命尖銳而帶著指向情感的眼神看著我，軟化我。另一回我在岡山的廢棄舊站拍照，發現前一天還完整的，放在車站裡讓不知道多少旅客整理儀容的一面鏡子被打破了。我在鏡子前面想起童年時，打破家裡一面讓客人穿鞋所照的鏡子的往事，這時一個穿著軍便服的學生從橫越鐵路的天橋上走過來。我舉起相機等待他經過窗戶，等待他的影子打亂原本空間的秩序，變成一張照片。
它們還保持著當時刺激我大腦皮層的活力，拍照時的情節記憶和這些年來我重複觀看時所喚起的新的情節記憶，如同海浪拍打著我，啟發我。
事實上，街頭攝影（snapshot）這個詞本有猛然的、突如其來的、攫咬的意味。那是攫咬住時間的一瞬。這一瞬既出自無意識也出自意識，一瞬前還存在著心理學家所稱的「深戲」（deep play）時光。我們並不是在虛無中「等待」決定性的瞬間，我們是在深戲中等待。在活躍的神經元、前額葉的自我對話中等待，等待一張照片在漫步時的伏擊。
美國物理學家與科普作者波寇維茲（Sidney Perkowitz），曾在談到光的特質與眼睛接收時和心智共同作用的關係時，寫下這麼一段話：「在變幻無定的視覺環境中保持高度靈活，正是眼睛與心智組合的特色，讓這兩者具備一種驚人的能力，得以將光所帶來的資訊洪流框限於模式之中。請拿起一張普通的紙來看：在室外，不管是正午略帶黃色的強光，或是日落時分微弱偏紅的夕照，紙看起來都是白色；進了室內，在比日光還弱一百倍、可能偏藍或偏紅的燈光照明下，紙還是白的。但要是在清晨或黃昏把這張紙拍成照片，卻會顯現出玫瑰般的色澤及其他種種的差異；你的視覺處理過程會把這些差異加以同化，照相機卻不會。照相機精準呈現鏡頭所攝入的景象，大腦與眼睛則像是一部有色彩校正、自動對焦功能的照相機，而且還會自己尋找目標。」 這說出了所有攝影者在面對這個美麗世時共同的困擾：我們拍出來的照片和想像不同。但也因為如此，一個能夠把大腦和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充分表現出來的攝影者是多麼珍貴。
對唯物論者而言，這個美麗世是個客觀的存在；對唯心論者而言恰好相反。但他們都只對了一半，唯有波寇維茲這樣的科學家清楚地知道，人類依藉感官認識世界，再以演化出的腦袋所接受的文化，創造了只存在於心底的「美麗世」。
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改編自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 小說《機器人能否夢見電子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的經典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曾經是我的造夢者。電影故事描寫一個人類派遣人工智慧機器人從事危險太空任務的時代，這些人造人如此逼真，與真人並無二致，讓人無法分辨。他們被植入記憶，唯一缺乏的是情緒反應和移情作用。為了避免他們叛變或程式出錯，壽命的設定因此僅有短短四年。
在一次人造人血腥叛變後，一批第六代人造人來到地球被列為非法存在。特殊警察單位「銀翼殺手」，則被命令追捕這些逃到地球上的人造人並將其「除役」（retirement）。一名半退休的銀翼殺手瑞克．戴克（Rick Deckard）接下這項任務，他因為人造人愈來愈接近真人，而為自己的任務感到迷惘。因為替人造人除役時，愈來愈像殺死真人了。
這部電影最吸引我的是，人造人原本只是「非常接近人」，但隨著被植入的記憶持續沉積新記憶後，那上頭漸漸長出自我意識和情感的植被。於是，在電影裡的人造人看起來充滿感情，而人類反而顯得冷酷無情，並且住在嚴重汙染、頹敗如廢墟的城市裡。
由荷蘭籍演員魯格．豪爾（Rutger Hauer）飾演的人造人羅伊擁有見證地球與火星之美的記憶，他逃亡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深怕被「除役」後便喪失那些存在他心靈之中的美麗世。他在臨終時講了一段如詩的經典對白：「我見過你們這些人無法置信之事──太空戰艦在獵戶星座的肩旁熊熊燃燒。我注視萬丈光芒在天國之門的黑暗裡閃耀。所有的那些瞬間，都將在時間之中消逝，一如雨中之淚……」這既是一段情節記憶的陳述，也是當時由科幻小說家、電影藝術工作者共同創作的一幀宇宙圖像。《銀翼殺手》上映時間是1982年，即使我們抬頭看得到距離地球四百三十光年的獵戶座，也難以想像有一天太空船經過它，但這群創作者卻彷彿真的已然得見。
有一段時間我偶爾會害怕自己所拍攝的照片「毫無意義」，它們就像在闃寂深山開放的根節蘭，紛紛開落，從來沒有影響世界什麼。另一方面，我也怕它們「很有意義」，但有一天被發現時卻已褪色消失。就像所有拍照者的矛盾心情，我們深知自己只有幾十年壽命，卻使用了防潮箱、宣稱百年仍不褪色的相紙，把正片放在可以儲存更長時間的無酸套裡。我們希望照片比肉身活得更久，難道是為了預言什麼？或告訴未來的人們曾經發生過什麼嗎？
只是偶爾有那麼一張沒有被照顧的照片，它褪色了、銀粉掉落了、被黴菌腐蝕得不成樣子了，我們卻仍不忍丟棄它。傳統銀鹽照片損壞的歷程和記憶的褪去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長期記憶儲存在腦中的各處，因此你不會突如其來完全忘記某件事，而是隨著時光流逝，逐漸喪失精準、失去強度、清晰度和細節，就像那照片是顯影在玻璃版上，而我們朝上頭呵了一口氣，再呵一口氣，再呵……但我們仍想盡力保存這些殘骸，彷彿深信殘骸中仍有一切。它會讓我們想起日本攝影家森山大道（Daido Moriyama）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不管身在哪個時代，都會讓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我知道身為一名攝影師該做的事，就是每天拍照。而且也只有這件事。在這方面我非常單純。雖然世界不會因為我的攝影而有所改變，但是如果我不持續拍照的話，我會連我自己都看不到了。」 我真的害怕的事，或許就是在生活裡連自己都看不到了。
自從2003年我到東華大學任教以來，研究室門口一直貼的就是小女孩和胖男孩面對著我，小貨車上的戲台還鬧鬧熱熱地搬演著布袋戲的那張照片。而今照片裡的時空已過去將近二十年了，它貼在我的研究室門口也已經十年，由於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它已被時間侵蝕到模糊難辨。不少學生敲門進來時，會先看到它，偶爾也有人向我詢問照片的種種。於是我的故事便從「我年輕時很喜歡偽裝孤獨的旅行」開始，談到照片裡的兩個孩子，另一張照片裡的另一個孩子，「陳金龍木偶劇團」當時演出的一刻，以及那戲棚上畫的，我再也沒有回去的小鎮──「彌陀」。我其實還避開了一些。避開了我童年時和哥哥用手帕綁在食指和中指上，在窗口前對著商場的走廊演布袋戲的時光；避開了我們曾經花幾萬塊跟一個店員（她家竟然就是布袋戲班）買了好幾仙尪仔的事，它們成了我大學畢業製作拍廣告的模特兒。
我還記得那是我一生中最感迷惘的一年（得開始面對工作與否的人生），因此多年之後仍真切地感覺到那張照片給了我一種情感標識，就好像在寂寞的南極冰原上插上了一面旗幟。
直到現在，我都還不曉得人生即將從後頭追趕而來的會是什麼樣的未來，但每回打開這些照片，我看到過去在眼前展開，淹沒我、主宰我、搖撼我，質疑我為何放棄獨立、優閒、自由。這或許可以回頭解釋當時我為何而拍，此刻為何而留這些可能沒人在乎的照片的理由。那個存活在過去、此刻、未來，真實存在或我心虛構的美麗世，我為之神往，也為之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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