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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重返○○】廖偉棠／2005年的情歌
2005年，手拿著切．格瓦拉旗幟的廖偉棠。（廖偉棠／提供）
文．攝影◎廖偉棠
2005年末，香港警察封鎖告士打道。
2005年秋天，在香港，我聽得最多的一張專輯，是社運朋友拷貝給我的《福氣個屁》――台灣「黑手那卡西」樂團出品。然後在冬天，十二月的反世貿運動中，我聽到了韓國抗議者唱的〈光州之歌〉，也就是「黑手那卡西」〈勞動者戰歌〉的原曲；後來，還聽到了香港社運樂團「噪音合作社」譜寫的廣東話版本〈勞動者戰歌〉――一直到2014年〈人民之歌〉和2019年〈願榮光歸香港〉出現，它們的地位才被取代。
2005年末，反WTO的西方年輕人。
這些是屬於那一年我的情歌。當時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左翼青年，夏天剛剛從旅居了四年的北京回港。在大陸參與一些NGO團體的基層採訪讓我目睹奧運前夕的中國是何等扭曲虛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點都不誇張。這都為我此前十年所讀的新左派理論、解放神學、切．格瓦拉傳記等等都找到了現實對應。
2005年末，警方封鎖灣仔地鐵站出口。
回港前一個月，我的日記這樣寫：
2005年末，在香港徹夜靜坐抗議的韓農聲援者。
「重讀了蔣寅寫的大曆十才子，好些人令我刮目相看，他們有的是個性和才華，然而時運、狹窄的時代精神制約了他們。回北京後讀了黃仁宇《汴京殘夢》，卜倫《西方正典》中卡夫卡部分，繼續重讀宇文所安《盛唐詩》……種種，無不關係個人與大時代之間糾葛――反抗與談判，被大時代挾持前行的人，須有滑浪手的勇氣和技巧，而且起碼要清醒，即使你處於劣勢、即使快要被擊敗，也要保持清醒。
2005年末，準備跳水游去世貿會場的韓農。
絕不與主流合作。
2005年末，在警方水炮下逼近防線的示威者。
《周末畫報》和《號外》拚命鼓吹奢侈和消費，粉飾太平，虛構一個美麗新中國。所有文章中唯獨我在唱反調，宣揚懷疑、悲觀、樸素。看來不久專欄就會被停掉。」
2005年的中國，像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所見證那個南美洲，一邊是新貴們的窮奢極侈或為了新的奢侈蓄勢待發，一邊則是新型奴隸賣身求存的修羅場。而2005年的香港，剛剛從2003年的SARS恢復了一點元氣――也從2003年7月的大遊行中獲取了力量，各種本土運動、社會保育運動方興未艾，年末的世貿會議在港舉行，正好給了大家一個試煉的機會。
誰也沒想到這個機會扭轉了香港人抗爭的方式。首先是「快樂抗爭」的概念，菲律賓、印尼女工們載歌載舞、舉著巨大的木偶當街演出滑稽諷刺劇，這是香港1989年以來嚴肅安靜的遊行抗議所罕見的。很快香港的藝術工作者也做出了回應，無論音樂、街頭劇和說故事，這些都是香港六○年代就有過的無政府主義抗爭形式，重新開花。後來一連串的「保衛天星碼頭」、「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菜園村」等運動，都從「快樂抗爭」裡獲取不少能量。
另一點，則是很久以後才在雨傘運動得到呼應的「勇武抗爭」。先是來自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警告會像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運動一樣進行破壞，一時香港警察大為緊張；但最後還是韓國農民更有力量，他們採取跪拜土地然後包圍會議的方式，一步一步加強運動的張力，直到12月17日。
12月17日發生什麼事了？先看看我在十一月寫的詩句：「霧沿著海堤摟緊了中銀大廈、國際金融中心等等，／他的臉蹭著香港的重重黑幕、隔夜茶色玻璃，／閃著一個個媚眼，他閃過灣仔運動場／恨恨地繞了一圈一圈，巨大的沉默在將他抵擋，／我幾乎聽到他因為失戀而哭，／人民不愛他，我也不愛他，但我在新鴻基中心三十三樓空空的辦公室裡召喚他，／過來，過來，我的心能容下這一場毒霧，／我彷彿聽見每一個絕望的人民也都這樣召喚。」
這首〈霧中作〉是我在灣仔上空寫的，俯瞰著早早劃定做為示威區的運動場。那年是我的傳媒生涯最後一年，從北京回到香港之後，我工作於灣仔某老牌雜誌（2006年辭職）。這裡的霧是香港政府及所謂的「香港精神」曖昧之大霧，「愛」是它最大的謊言，唯有絕望者能消化它。
離抗爭前線垂直距離一百米，我在新鴻基中心上班最大的好處就是從窗戶看見下面有什麼動靜，我就拿起照相機跟主編說我去記錄一下。雖然這是一本停刊了幾十年復刊無期的雜誌，主編還是說你去多拍一點。直到12月16日，同事們在新聞鏡頭中看見我，手裡的確拿著照相機，但另一隻手拿著旗幟。我從來不認為記者是應該保持中立的。
我的旗幟是一面印著切．格瓦拉的大披肩，我一個人把著它在人潮中獨行，後來有幾個黑衣蒙面香港年輕人走過來問我：「你是哪個組織的？」我說：「我沒有組織，你們呢？」他們很自豪地告訴我：「我們是第四國際的。」第四國際，托洛茨基派，我真沒想到。下一次見到第四國際的人，已經是2013年在希臘了。
可以說，每個參與反世貿運動的港人都顯示了本城罕見的國際主義精神，而不是狹隘的香港精神，讓人覺得這裡還有希望。
12月16日至17日，香港警察開始加大力度鎮壓示威者，胡椒噴霧和水炮出動了，但跟十四年後他們對付香港年輕人的凶狠完全是小巫見大巫。到17日晚上，警方採用分隔戰術，一塊一塊地包圍示威者，然後圍困終夜至翌日十三個小時，不拘捕不釋放甚至不讓上廁所。我僥倖被隔在戰區之外，於是繞著灣仔走了一大圈，在天橋上用長焦鏡頭拍攝裡面的悸動。
歷史是這樣記載的：「韓國農民於當日下午在灣仔區將示威升級，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衝擊，突破警察防線和襲擊警務人員，企圖闖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以阻止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進行；防暴警察於入夜後需要發射三十四枚催淚彈及六顆布袋彈驅散示威者，為繼1989年旺角油麻地騷亂後，十六年來防暴警察首次發射催淚彈，及史上首次於行動中發射布袋彈。騷亂至同月18日凌晨平息，1146名示威者被拘捕。」
第二天的報紙頭條，稱這一天是「灣仔黑夜」，誰也想不到更黑的在十多年後。然而，我在幾天後為這一夜寫了一首〈灣仔情歌〉：
12月17日，我們到灣仔聲援愛情，／我們高舉愛情，示威愛情，為愛情絕食，／我們看見外國的農民們／懷揣著對土地的愛情轟隆隆前進。
會展中心裡富人們在討論愛情，／他們在賣和買，他們割讓愛情，／他們大打仇恨牌，威脅愛情，／他們用愛情把我們和農民阻擋在門外。
在這之間是充滿了愛情的男警和女警，／他們的愛情噴霧和水炮向我們襲來，／他們敲打著巨大的愛情盾牌向我們襲來，／他們在告士打道一連十三個小時扣留我們的愛。
電視上高官笑談愛情、愛情的苦和累，／他們幾乎要為對我們的愛痛哭留涕，／報紙也變相販賣：淪陷的愛、／最漫長的愛、穩定的愛壓倒一切。
而我們在灣仔學習了仇恨，／我們把清晨的黑牛奶白天喝夜裡喝，／我們把愛折斷去攻打不愛，／我們跳著印地安舞對付他們的華爾滋。
我們是一群暴徒，將送上一瓶莫洛托夫／給他們的世界宴會，／而我們把清晨的黑牛奶白天喝夜裡喝，／12月17日，我們不和你談愛情，在灣仔。
愛，是一個充滿歧義的字眼。那些年我們聽膩了各種以愛的名義宣講的管治，特首或者權貴，2005年末，竟然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局局長也含淚說「愛」，我怎能不寫一首情歌，留給真正懂得愛的意義的人？
坦白說，我們的愛與他們的愛不是一碼事，也不可能共融。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不愛。我們與上一代香港人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是有愛有恨的人，不像他們犬儒鄉愿。反世貿運動鍛鍊出來的這代人，成為日後一連串社運的中堅，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
那一年，讓我重新學習愛的，還有在唐山書店買到的半套《人間雜誌》，它啟發了兩年後我創辦了一本紀實攝影人文雜誌《CAN看影像誌》，把文字不能淋漓盡致介入現實的遺憾，用攝影加以彌補。那一年，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是：「他的作品揭示了日常絮談中的危機、強行打開了壓迫的封閉房間。」後半句，正是那時我想要用攝影做到的。
十多年後，我才知道，我仍然要用文字去做這一切，去愛，去恨，去寫2005年戛然而止的情歌――世界依然是我殘酷的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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