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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胡子丹／無業遊民 － 3之2 從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到台北的「國際翻譯社」
圖◎黃子欽
◎胡子丹 圖◎黃子欽
回想起六十年前在台北找工作，無學歷無經歷的我，加上我的年歲尷尬和坐牢身分，尤其是坐了政治犯的牢，當然難上加難；可是，你絕對想不到的是，找工作居然不是意料中地特別難，丟工作卻是意外地非常易。
第一個找到的工作是英數家教，看報看來的，地址在台北市長安東路和中山北路交叉，高架橋橋口，電話中對我說，沿櫃台的天花板上掛滿了火腿的店家就是。學生是名瘦伶伶的約十八、九歲的小男生，準備大專聯考，和我講話的是位五十左右的媽媽型女士，老練乾脆，三言兩語就議定了：一週兩次，下午七到九，本來要英數兩科都補，我說我只能補英文，她同意，補習費原是每月三百元，現在只教英文，但不可以減半，因為來回車費一樣多，所以是一百七，這些話都是她一人講的，在理又合情，下禮拜一就開始。我向學生借了高一到高三的六本英文教科書，我要自己先補自己的習，才能給學生補習，現買現賣。我當然心虛，我自己的學歷，只讀到高中一年啊！
記不得是第三次或第四次，補習完畢，我告辭走出店面時，那位媽媽叫住了我，說：「胡老師，你不要再來了，管區警員已經來過了，說你是綠島來的。」遞給我一個沉甸甸的信封，「這三百元是你的酬金。」我忍住了鼻酸連說謝謝。「綠島來的」成了我的原罪，我已經聽說了好幾個同樣故事，一旦自己身受，總覺得突兀，有點不解，難道真的要趕盡殺絕？新生訓導處的圍牆上不是有斗大的字：「愛新生，為新生，保新生，用新生。」原來是純口號，只為了讓來訪的人看的。
那時段，台北有兩家補習班很有名，志成和建國，志成的老闆叫孫鳴，也是綠島畢業的，我打算試試。和曹仁榮商量，他說，走路去太累了，要我騎自行車去，志成在羅斯福路一段，也是筆直大馬路。情報台有兩輛自行車，他頭晚牽一輛來我住處，還掛了水壺和吃的。那時我想，自己有輛自行車，如果再有一台小型收音機，那就幸福無邊了。人的欲望可大可小，可千變萬化，是現實和幻想間落差的平衡。
孫鳴兄兩手一攤，說也被關照過，綠島人他不能再用了，警總只准三個名額，多了，難不成成了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分校。他很仗義，介紹我去志成對面的正大補習班，被任用了，但只教滿兩個月被通知離職。在志成的三位，不久也離了職，是不是也是「綠島來的」惹的禍，我不知道。這三位都是綠島難友，張志良不久當了藝專校長，林宣生去建國中學和東吳教國文，謝士楷在《聯合報》做編譯。孫鳴後來選上了台北市議員，再後來，失了連絡。
有天，我在重慶南路和衡陽街交叉口的東方出版社門前，巧遇難友巫銀良兄，他翹起二郎腿斜靠在一輛三輪車的空位上，那正是三輪車街頭排班的位置，客人乘車是輪班上座的。我早聽說巫兄和幾位難友在信義路通化街附近賣饅頭，生意不惡，後來又發展早晨送報。怎麼又來踩三輪呢？原來是朋友生病他來代班的。知道我正待業中，建議我不妨也來踩踩看，至於路況不熟，車資多少，可以請客人指點和隨意。第二天我勁裝報到，不料只踩了兩個短程的散座，回到東方出版社門口，警員來了，看了我的身分證，說，這兒是一級警戒區，你一個政治犯怎麼可以在這兒輪班？「那巫銀良怎麼可以？」這句話我沒問出口，狠狠忍住，萬一另有玄機呢！很多事是不能問明白的！
另一個工作是被邀入伙，是我自己不幹了的。難友李壽茂兄在重慶北路保安街口擺地攤賣衣服，邀我幫他幹，本錢他出，只要天黑時去，人潮散了就結束，賺錢八二分，虧本我不管，我求之不得。吆呼了好幾晚，沒成交幾件，可能是因為我不會台灣話，又不夠大聲。另有主要原因，有個白天我陪李兄去萬華估衣店進貨，男人西服，女士套裝，都是軋新軋新的，我問李兄，為何全是新的？回答得令我悚然，全是殯儀館走私出來的，是從死人身上在火化前剝脫下來的。這種買賣我沒膽做，對死者的大體是大不敬，對活著的客人是欺他或她太甚。
說真的，機會總是留給有心人的。我一直想找一個固定上下班工作，免得日夜忐忑。有次在情報台聽到有人在大聲吼搖軍用電話：「喂，是總部嗎？我找張正新張參謀接電話。」張正新，好熟的名字。等他通話完畢，我問，是不是弓長張，立正的正，新舊的新？三字全對。我立刻連絡上了。在家鄉，他是我學長，在軍中，應該是我學弟。他現職是上尉參謀，巧的是，他有位同一辦公室的同僚的姊姊，在台北公館萬盛里開了一家「強生蒸溜水廠」，正缺一名送水工人，問我會不會踩三輪貨車，機不可失，不會也會。仗著彼此信任，只是電話中說了個梗概，我便走馬上任了。這工作最最誘我的是，有一堆積什物的小房間，空隙處可搭一木板，墊高了便是我的床舖。而且老闆同意，我還有兩個沒期滿的家教可以繼續教完，那是難友王平雷兄半途讓給我的，他出國念書，管區警員還來不及知道。
在水廠送水期間，習慣了緊張和忙碌，但非常愉快。同事們尤其是領班小沈，對我照顧有加，初初幾次送水，他都陪我同行，看出我是生手，再三關照，沿途發生問題，立刻喊他喊停，他領航，我尾隨。有天告訴我，我倆要遠征松山機場，這可是來回要三小時多的遠矩離，老規矩，他滿載，我減半十二瓶，一定要和他保持安全矩離，轉彎抹角他會等我，另有神祕耳語：「這一次，會有新的體驗。」
果不其然，到了目的地，小沈叫我停車，他去借機場的推車，兩瓶三瓶或四瓶地分送各處，也同樣載回同量空瓶。我眼看他下了車，跟著也下了車，忽然感到怪怪，落地時我明明看到雙腳，可就沒感覺到我雙腳有落地的感覺，用手一觸摸，也是感覺不到臀部以下的肢體有實質的存在；空洞洞，虛晃晃，擰一把居然不痛，低頭一看，雙腿猶在，我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回事？心中一慌，跌落坐地，疑問和害怕的表情，統統投向小沈。他老神在在，笑問我，摸摸鳥兒，在否在否？依言摸了，空巢！難不成飛了？他解釋，首次跑長途，這是必然現象，麻痺而已；血液一時周轉不靈的關係，休息幾分鐘就好。
送水送了兩、三個月，小沈叫我洗空瓶，這是工人們輪流幹的工作；室內操作，用手不用腦，無須勞力，看似輕鬆，只要穿戴白衣白帽，還有口罩和醫護手套，沒想到卻極其重要，是件有關水廠能不能繼續營運的關鍵工作。難怪汪總一本正經對我叮嚀又叮嚀，用鹽酸洗刷，絕不可遺留鹽酸味，半點半滴都不行，因為美軍顧問團衛生組不定時來檢查，尤其是每週六上午，他們一定來檢查。他們開吉普來，吉普經過工人宿舍，我們派有專人瞭望。洗瓶房一聽到電話，說來了來了，立刻將鹽酸瓶、抹布、手套、刷子等有關用具，統統隱藏起來。如果被看到聞到或是摸到，那就會上了通報（Bulletin），停止送水一個月，如果一年內上了三次通報，客戶就幾乎沒了，因為我們的客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外商外僑外軍。小沈派我洗瓶子前就透了祕聞：公司主腦人物是汪總，是中信局退休老人，綜理一切業務，一位陳先生，尚在德記洋行做事，專管洋務，種子客戶全是他跑來或輾轉介紹來的，他不來水廠上班，但週六上午一定來上班，碰到臨時突檢時，陳先生也一定在水廠，好像他掐指算定了的。還有一位黃太太據說是最大股東，她先生在海軍總部上班，我就是這層關係而來當工人的。
有個週末上午，輪到我洗瓶子，被等待的氣氛感染了，全身不自在，我知道在等待洋人們來檢查。九點多了，陳先生還沒出現，汪總打電話到陳先生家裡，回答千篇一律，去了水廠；他回答黃太太的來電也是千篇一律，還沒來。等待的滋味不好受，不知道會等到什麼樣的結果更不好受。最滿意的結果是陳先生比洋人先到，次滿意是陳先生和洋人同時到，最不滿意也就是最壞的結果是洋人來了，而陳先生沒出現。
快到十二點，工人宿舍終於來了電話，說吉普車直馳洗瓶房而去，汪總立刻迎了出去，只聽得「也是，也是」不停。接著，兩、三人的皮靴聲進了中庭，我低頭洗瓶子，眼睛卻瞅盯洋人們一動一靜，只見他們一一檢查木架上晾乾的瓶子，用白手套裡外揩拭，用鼻子上下周圍嗅聞。分分秒秒間，我聽到有洋人進了洗瓶室，在我身邊站住了，我不能再裝模作樣，立刻引頸轉頭，以眼光伴微笑迎之。不料，這四目相對竟有了分教，我脫口而出，「Redhead！」他幾乎同時喊我who who，原來這位士官長，十多年前是名看護兵，在青島的中央海軍訓練團醫務室服役，我正在受訓，海訓團是美國第七艦隊協辦的軍事學校，都是十六、七歲的娃娃兵。我二人極愛打籃球，常在球場上投擲奔跳，嬉戲嘶叫，他是法裔美人，其名Reinach，我們誤聽誤叫，喊他Redhead，他學中文情急，刻有「紅頭」圖章一枚，到處蓋戳為樂。他把我英文的姓氏Hu，總是以洋話喊who who，喊得滿天價響。山不轉水轉，怎料得我二人此時此地在此情況下相遇，一剎間不知如何整理情緒，更無知如何表達情緒，彼此都愣住了，只有一事相同，連同他同來的伙伴們，統統停下了手邊工作，我二人相擁相抱。稍稍寒暄，約了週日見面，當下看他們上了吉普而去。
包括汪總在內，大家都意外而驚異，黃太太即時趕了來，聞知經過後，叫我到辦公室。這時輪到我再次意外而驚異：「胡先生，今天開始，你的工作改為外務，專跑陽明山天母一帶的外僑客戶，招攬新客戶，穩住老客戶，每逢星期六上午仍舊洗瓶子，幫忙招呼洋人，不論陳先生在不在。」她竟改口喊老胡為胡先生，暗示了我的白領開始，免除了我的送水工作，想必是酬應我剛才應對洋人的得宜。其實我只是和紅頭多年不見而今日意外相見，聊聊過往和眼前而已。洋人們今天沒檢查，並不代表以後不檢查，再說以後不一定是紅頭來檢查。此時，小沈暗暗拽我來工人宿舍，接受大家的祝賀，說我由老胡升為胡先生，說不定假以時日，我成了陳先生的備胎。不管他們如何分析推斷，我山人自有主張，決定去買一本會話書，自我惡補，以適應新工作。誰又料得，買書竟買出了另一機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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