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書與人】 格格不路的顛途，不騎則退 － 吳億偉談《機車生活》

《機車生活》。（何眷虎／攝影）

專訪◎黃文鉅

作家吳億偉。（何眷虎／攝影）

和億偉（1978-）相識十來年了。很青春的時候，我們曾獲得同一個文學獎，那時候他大學快畢業了，斯文靦腆，猶能在眾人侃侃間機鋒詼諧，偶爾直言一針見血。因為當過國小老師，總帶有早熟、認真和樂觀的氣質，等他不當老師之後，我才驚覺他的中心思想是「搞笑」。我們不算是那種熟稔到成天廝混的朋友，見面次數不多（都靠網路），鮮少聊文學，泰半互倒垃圾生活雜談，穿插日語學習的撇步。曾幾何時，空虛寂寞覺得冷的夢醒時分，也曾交換想哭但是哭不出來的men’s talk。

令人傻眼的「地味之男」的前半生

日語有個漢字叫「地味」（じみ），意即裝扮樸素，或為人處世、思考方式的踏實、低調，竊以為，極適合形容吳億偉。他在我貧薄的舊友圈中，始終是個獨特的存在：不鑽牛角尖，擅溝通，阿莎力，執行力強，不過關起門來就……有點丟三落四少根筋了。這些奇異的組合造就了吳億偉，和他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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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地味」形容，但其生命歷程卻一點也不地味。吳億偉三十歲以前的生命歷程關鍵字，曲折離奇到令人傻眼：師院公費生。偏鄉教書。自願放棄教職，去北藝大念戲劇碩士。入報社當副刊編輯。後來索性拋棄一切飛去德國念博士。陸續出過三本書……種種措手不及的周折。如果他哪天忽然宣告結婚了，我恐怕也不意外吧。

別人笑我太機車，我笑他人騎不遠

在《機車生活》以前，吳億偉便已出版《芭樂人生》和《努力工作》，兩者分別體現了他的小說觀和散文觀。他的小說傾向使用諷刺或狂想的寓言體，描寫各種荒謬的情境，「用以反映人生，尋找人生的最大公因數。」《芭樂人生》是一種摸索，每每在對某個情境借題發揮之後，再回頭尋找生命的定位，「像羅蘭．巴特說的『刺』到了我，只好寫了出來。」

擄獲好評的《努力工作》做為第一本散文集，並未擁有濃厚的作者體味，反而涉越時空，書寫父母輩的求生境遇。與生俱來環境的匱缺，令他下意識對金錢和工作滿懷焦慮，整本書儼如試著了解、其後學習釋然的懺情書。「我的書寫一開始沒有想過諒解，就是記錄，然而理解就是最好的諒解，在不斷交談中，我們彼此理解彼此，那些過往不是沒有用的，是值得被人回憶的，而我這樣不斷地闖入他們過去的時空裡，似乎也成為他們某一個伙伴。」

直至新散文集《機車生活》，吳億偉才遲到地具現了自身的線索，時間跨度頗大，也可看出創作歷程的迭變。「第一輯」寫身心失調、沒品味、粗心大意、衰小……口吻嬉笑怒罵盡成文章。「第二輯」有青春鄉土的紀實，也有舊往吉光的追憶、情感負片的殘影，淡淡幽幽，臨界而不逾矩。「第三輯」書寫德國學院生活的篇章令人激賞，文幅短小，日常閒散，靈動逗趣。吳億偉希望，這書中大部分的文章能被視做「幽默小品」，「把這些文章出版，我才正要對所謂幽默與好笑的文體開始好好理解。」言雖如此，但總覺得吳億偉的散文跟他的「地味」個性如出一轍，始終不慍不火，不譁眾取寵，理智動靜拿捏得當，罕見大喜大哀式的情緒潑灑。

我好奇，他明明背負大起大落的生命經歷，絕對有本錢在寫作之途揮霍濫情，但卻沒有。他的散文壓抑節制，透明度高，不雕文琢字。詼諧之舉似乎是為了驅退冷場才刻意衍生。關於我的質疑，他回應說，自己害怕書寫過於貼近生命的東西，「跟別人見面聊天，我也不太習慣去講自己的事，大部分時間我習慣去聽，開口的時候，大多也是開玩笑。有時候覺得困擾，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去認真，或者為什麼要認真，但我其實也很想好好認真，所以看到認真哭泣的小孩，或是認真分享自己生活原則的人，我都感動莫名。」

我記得，有一段時期，他的口頭禪是「拚了拚了」。朋友裡面有誰為了餬口潦倒至極，或想得文學獎想得要命，無奈名落孫山，他就會端出這句話安慰。拚了拚了，那句話同時是迴向給他自己聽的。雖然標榜搞笑玩世，他骨子裡其實非常「真劍」、「一生懸命」（日文漢字，意即認真、努力）。吳億偉總讓我聯想到山田宗樹筆下瘋癲度日的松子。對他而言，人生就像芭樂，哪怕粗礫多子、不耐咀嚼，都得苦笑著嚥下去。「我希望自己能笑看人生，凡事不用那麼認真，就是盡情在己，或許這也反映在現在的寫作裡。」

從格格不入的次文化殺出重圍

機車，除了可騎之外，尚可拿來罵人。《機車生活》對於當代文明或文化有所反思和諷刺，用詞更是與次文化同聲互文。「雖然我書寫了當代文明與一些流行用語，但是我總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時間的縫隙中，我們這一代，對過去似乎不夠深刻，但對未來也不見得理解，一種排除在某種時間流的危機感。」在這樣「格格不入」的當代文明頹路下，吳億偉遠赴海德堡就學，彷彿一台困窘噴煙的老舊機車，攤展在眼前的是「格格不路（blue）」的顛途，不騎則退。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撲天蓋地，曾經對工作和金錢耿耿於懷的他，仍舊無法逃脫如影隨形的陰影。台灣下一輩的未來，不論就業或生活都艱難萬分。吳億偉敏感體察，「在這個不小心就出國的歐洲大陸上，遙望我們四面環海的小島，是很強烈的對比。」外在環境的開放，讓他注意到內在的封閉與矛盾，種種扞格的內心戲參差上映，強烈影響他的寫作：「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論點』的人，可是落在筆下，我只想好好地說一則故事，動人的故事，簡單而清楚，並非用這個故事，來證明作家的能力與不凡。」

談到與同世代作家的差異性，他極有自覺指出，「某一個世代會展現出某一種共同性，但往往我們又希望在共同性中找出異類。我覺得現在新世代容易被標籤化，在不服膺某一種過往的文學原則中，容易受到批評，或是受到冷落，這好像是寫作過程必須要經歷的一部分。我總是很期待所謂新生代，或是我身邊的朋友，可以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東西，即使是有爭議，不那麼安全的，甚至危險的，不被注意的，並且我總是很樂觀，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些『新』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列舉幾位心儀作家為例：王禎和、林宜澐對荒謬喜劇的經營；萬城目學、尼爾．蓋曼、丹．布朗的奇幻狂想，這些作家運用既有元素，顛覆了原本習以為常的可能性，故事引人入勝。相較於台灣文學歷來沉重、嚴肅的議題包袱，他不禁追問：文學是不是必然要沉重？外國作家專注經營故事的趣味，叫好也能叫座，議題導向之餘，何妨機車一下，輕鬆（而非輕薄）以對。「我們在閱讀中不用急於去找尋隱喻與意義，在閱讀完的那一刻，完成了一段旅程，每人各有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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