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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投稿生涯也是滄桑
◎王鼎鈞 圖◎陳裕堂
1949年，我在台北專心投稿。那時候台北各報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來自翻譯的「羅曼史」和中國歷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滿，稱翻譯為「抄外國書」，稱歷史掌故為「抄中國書」。我到衡陽路、成都路幾家書店文具店買稿紙，店員瞠目以對，可見那時投稿的人很少。
那時台灣尚未參加國際版權公約，翻譯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國雜誌上的「小幽默」最受歡迎，多產者為陳澄之，他是《華北新聞》著名的翻譯快手，那時資訊閉塞，他能看到多種外文報刊。台大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也曾以「味橄」為筆名，經常客串。
津津樂道小幽默
那時「小幽默」偶爾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例如說，一個猶太人到紐約市中央大車站買票，他對售票員說「春田城」。美國有好多個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員問他哪一個春田城？猶太人忽然反問：「哪一個最便宜？」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說，東歐某共產國家有一個老百姓養了一頭鸚鵡，「鸚鵡能言」，常常學他說話。有一天這頭鸚鵡不見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備案：「本人今日走失鸚鵡一頭，以後該鸚鵡在外一切言論，本人概不負責任。」我很喜歡這些小幽默，那時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補課。
古人留下的掌故逸聞很多，這種材料取之不盡，那時許多讀者的趣味保守，貪戀「溫故」，即使以前看過了、再看一遍也無妨。我不能「抄外國書」，可以「抄中國書」，每天坐在省立圖書館東翻西檢，圖書館設在新公園裡，門前一條大馬路就叫館前街，直通台北火車站。現在聽說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公園，省立圖書館也搬走了。
那時別人「抄中國書」，大都是從書中選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釋評點，我能把好幾件相似或相連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可以說後來居上。例如以「太陽」為主題，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野人獻曝，日近長安遠，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遺言：「打開門板，多放些陽光進來！」中西兼顧，很豐富也很靈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並不呆板擁擠。
我還能配合新聞。胡適的一句話也成新聞，他說當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對聯，上聯是「胡適胡適」，下聯是「方還方還」，方還是浙江省政府祕書長。我立刻來一篇〈小談人名對〉，我說有人用「徐來徐來」對「胡適胡適」，徐來是電影女明星，比「方還」有趣。我說還有人用「胡適之」對「孫行者」，用「馬星野」對「牛天文」。我還能繼續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紱是「九龍山人」，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宋人鄭俠別號「一拂居士」。
1951年「聯合版」創刊，《聯合報》的前身。副刊主編牟力非為我寫的掌故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飲苦茶齋筆記」，齋名出自張恨水的詩：「愛搏黃土種名花，也愛當壚煮苦茶。」
那一年，文字的價值
且說1949年，台北各報副刊的稿費都是每千字新台幣十元，拿當時的物價比量，這個標準很高。我到中華路吃一個山東大饅頭，喝一碗稀飯，配一小碟鹹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憑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買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楊道淮〈流亡學生日記〉，1949年十二月，副食費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幣三角二分。周嘯虹回憶錄，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灣省通志》），1949年六月公教人員調整待遇，僱員每月新台幣五十元。我不厭其煩記下當年的物價和待遇，為的是證明各報在流離動盪之秋，財政拮据之中，依然這樣重視副刊。
我投稿很勤，從未接到退稿。我前後化用了五十幾個筆名，（魯迅用過一百三十幾個筆名），以免同一個名字出現的次數太多，有人誤會主編搞小圈子。我從未拜訪任何一位主編，主編也像新聞版編輯一樣，選稿，發稿，不對外連絡。報館也沒辦過作家聯誼會，那時台灣還沒這個風氣。
追憶筆名時光
作家的筆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筆名潘人木，吳引漱筆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筆名澎湃，用諧音法，他是海軍出身。駱仁逸筆名依洛，他跟哥哥來台灣，嫂嫂對他很照顧，長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裡有個「洛」字。王林渡筆名姜貴，「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黃守誠先叫歸人，當然是懷鄉，後叫犁芹，自己說要像老牛一樣在台灣耕種。王慶麟筆名瘂弦，我偶然發現出處，某一本詩話裡說，詩的最高境界是「啞」，最好的詩你說不出好在哪裡。我的筆名裡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脫，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寫在這裡。
筆名產生文壇趣談。耿修業筆名茹茵，讀者以為是女作家，他是用筆名「紀念一個親人」，背後或有迴腸蕩氣的故事。馮放民筆名鳳兮，也有人以為是女作家，其實出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一片陽剛。孫如陵筆名仲父，據說是「中副」的諧音，父親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讀他的文章還得比他矮一輩。姚朋筆名彭歌，女作家敏感，認為是「朋哥」的諧音：王世正筆名石振歌，專欄作家應未遲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諧音，女作家提起兩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認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專用的稱呼」。至於魯迅，人皆不知涵義，有人開了個玩笑，認為應該是「俄國人」（Russian）。
被挖走的副刊
那時台北街頭幾乎沒有零售報紙的地方，各報在熱鬧的地方豎立閱報欄，張貼當天的報紙。西門町圓環的閱報欄陣容浩大，《新生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民族報》，一一在列，偶然看見《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僅有四開一張。那時候台北市民真愛看報，也真捨不得買報，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擠滿了人。我總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時候副刊上留下一個方形的黑洞，我總是到火車站前的閱報欄查証，看是誰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勵。
剛剛創刊的《民族報》版面比較簡陋，想是財力不足，但是新聞和言論都向前衝刺，朝氣蓬勃。我讀來過癮，不覺技癢，寫了一篇文章指陳軍法的缺點，兩千多字，對我來說，那篇文章太長了，應該很難見報，誰知《民族報》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邊欄，那個位置本來屬於政論家的重要評述，怎麼輪到我！這個鼓勵對我太大了。後來知道《民族報》的總編輯是葉楚英，那篇文章也許是他發下去的吧？不止如此，那時上校爺爺罷官，我到集集鎮去探望他，先坐縱貫鐵路火車到二水，改乘運輸木材的小火車，入山漸深，森林如綠色隧道，集集車站用木材建造，大出我意料之外。下車後憲兵盤查，發現我沒有差假證，就帶我到辦公室接受隊長詢問。隊長辭色嚴厲，命令我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擺在桌子上，他一一檢視，其中有一張《中央日報》副刊的稿費單。「稿子是你寫的嗎？」我說是。「裡面寫的是什麼事情？」我照實回答。他依稿費單上的日斯找到報紙閱讀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鬆，語氣和善。「你記住，以後出門一定要帶差假證！」讓我過關。他好像認為「給《中央日報》寫文章的人不會變壞」？那時《中央日報》受讀者大眾信任，可以想見。想不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央日報》已經因為沒有銷路、沒有廣告停刊了！唉！
副刊風格漸蛻變
且說那時，密集的鼓勵更堅定了我要做作家的決心。今天回想，並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個不會賭博的年輕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氣順極了，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資深的旁觀者點頭嗟歎：賭神菩薩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後，這個年輕人就要迷上牌九，無怨無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貴有賤，有逸有勞，有窮有達，每一行都有傳人，千年萬年，連綿不絕，都有這樣類似的接榫。
1949這一年，耿修業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孫陵主編《民族報》副刊，鳳兮（馮放民）接編《新生報》副刊，徐蔚忱接編《中華日報》副刊，大將就位，副刊左右文學發展的態勢形成。各副刊的內容風格逐漸蛻變，出現女作家的綿綿情思和反共文學的金鼓殺伐，彼此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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