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召喚術】 張惠菁／那些從命名逃離的

◎張惠菁

◎張惠菁

知識是什麼？我們如何認定我們「知道」？

在讀知識史家費德里柯．馬孔的《博物日本》時，我想著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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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的學者，使用漢字，研讀從中國傳來的典籍，自然知識也不例外――或者說，在當時，未必有自然與其他知識之間的明顯分殊。身體及藥物知識，和宇宙觀與道德觀之間，不存在我們為自然科學畫下的那條界線。

《博物日本》書中說，日本在7世紀末成立了大學寮。大學寮中有典藥寮，是為皇室與首都官員服務的醫療機構。典藥寮侍醫所仰賴的知識來源，是中國的醫書。隔鄰的亞洲大陸生產知識與書籍，日本的醫者、學者、僧人想要獲取知識時，會想著要去取得這些書籍。

然而，生長在日本島嶼和亞洲大陸上的動植物，畢竟不同。因此身在日本的學者終究會發現，典籍記載與周遭環境之間出現了裂縫。最初，由中國傳來的藥學書籍就像是辭書――一本有關自然的書，首先是充滿事物的名字的書。理想的辭書與世界間的對應關係，是波赫士式的，在一本書中包含了全宇宙。但是這顯然難以做到。而日本的學者，讀著中國的自然之書，不斷注意到名字與實相之間的間隙：

「日本本草學者的博物學研究中有一個不變的因素，就是他們將從文本來源獲取的資訊，轉移到在日本土生土長的動植物身上。學者們起初試圖透過詞典學和文獻學的研究，以及並置不同的文本，來解決他們在權威百科全書中讀到有關於中國物種的內容與實際在日本原住物種之間不一致的問題。但到了18世紀，為了解決這些不一致的問題，新的觀察、描述與再現實踐發展了起來。」

在《博物日本》中，18世紀（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發動了一場安靜的知識革命。權威自然知識的來源，從中國進口的書籍，移轉到在本地進行的直接觀察。其中重要的里程碑，是貝原益軒和他編纂的《大和本草》。貝原益軒並不是孤例，他標誌著江戶時代本草學者對自然的研究走向經驗與實證。學者不再看著書上的命名，便認為自己「知道」。知識從源自他方的命名逃離了。

大雨的日子，陪伴長輩去大醫院的診間。長輩同時在看中醫與西醫，不過她更習慣使用中醫的語言。當她用「排毒」這樣的話，來表達她認為自己的身體正在進行的活動，西醫露出了「這不科學」的表情。在我面前，出現的是兩種語言的殊途。雙方似乎都沒有方法，或是沒有時間去跨越，說不出能接軌對方語言的描述。我也一樣。離開醫院的路上，長輩用她的語言重新翻譯一次醫生的話，詢問我兩種體系對應不起來的地方，我什麼也無法回答。或許也是做為一種逃離，我翻開書，繼續在雨聲裡讀貝原益軒在筑前國的採集。●

■【召喚術】隔週週一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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