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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小說．長篇精摘】純真博物館 － 上
◎奧罕．帕慕克 譯◎陳竹冰 圖◎吳孟芸
編輯室報告：
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1952-），20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手邊正寫著《純真博物館》，書成於2008年即賣出五十幾國譯本，《純真博物館》一反其擅長的政治意涵書寫，以一位富商對遠親妹妹執迷的摯愛，展開一段深刻追尋與等待的愛情故事。富商在失去摯愛後，以籌建博物館展示愛人一生行跡相關的物件，做為對愛情的紀念，帕慕克似有意藉此，深層表白與憑傷伊斯蘭社會女性自我意識所受的限制。在中文譯本上巿前，本刊選刊籌建博物館一節，一睹帕慕克風格的細膩描寫。
★★★
我沒對母親說「我去巴黎不是為了生意」。因為如果她問我是為了什麼而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去機場時，我相信這次旅行是我執迷地為自己的種種罪過所尋求的贖罪之道，在這些罪過當中，最嚴重的要屬忽略了芙頌的耳墜。
但一上飛機，我明白自己這趟旅程既是為了遺忘，也是為了繼續幻想。伊斯坦堡的每個角落都與讓我想起她的標記融合在一起。飛機還在空中時，我就發現：離開伊斯坦堡，我能夠更加深刻地思考芙頌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堡時，我總是透過自己的癡迷去看她，而在飛機上，我則旁觀我的癡迷，也旁觀芙頌。
當我在博物館裡漫不經心地遊蕩，我也感到了同樣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說的不是像羅浮宮或龐畢度中心那樣宏偉擁擠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時常出現在我面前、乏人問津的小博物館。比如，歌迷建造的、需經預約才得以進入的知名香頌歌手伊迪絲．琵雅芙的博物館；或是梳子和泰迪熊博物館；又或者在警察博物館消磨了一整天。在繪畫和物件以極具原創的方式排列的雅各馬爾─安德烈博物館裡，我看見了空椅子、吊燈以及令人恐懼的空曠場所。獨自在這些展覽廳裡遊蕩，我感覺心情很好。在最深處的展覽廳裡，我擺脫了那些追蹤著我的博物館警衛的目光，當外面傳來大城市的喧囂、馬路或是建築工地上的噪音，我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邊，但卻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我明白，在這另外一個世界的陰森氛圍和靜止的時間感當中，我的痛苦減輕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時帶著這種安慰，我覺得我的蒐藏品也能有個故事的骨架。我會幸福地幻想著用芙頌遺留下來的物品，把包括母親和哥哥在內每一個人認為我虛度的人生，展示在一座博物館裡，讓所有人引以為鑒。
得知創辦者來自伊斯坦堡某個顯赫的猶太家族之後，我去了尼辛．德．卡蒙多博物館，這裡給了我勇氣相信凱斯金家的盤子、刀叉以及我這七年來蒐藏的鹽罐是值得展出的，而這樣的念頭讓我放心了；郵政博物館則讓我明白我還可以展示我寫給芙頌的信件。去過失物博物館後，我又覺得其實我可以展示所有讓我想起芙頌的東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藥盒、各種發票。在我坐了一小時計程車去的巴黎近郊的拉威爾博物館裡，我看見了這位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瓷器擺飾、洋娃娃、玩具，以及立刻讓我想起檸檬的鐵鳥籠和裡面一隻會唱歌的鐵夜鶯。看見它們差點讓我潸然淚下。參觀過巴黎這些博物館之後，我不再因為邁哈邁特大樓裡那些蒐藏品的渺小瑣碎而害羞，我慢慢地從一個對自己累積的物件感到害羞的蒐集狂變成了自豪的蒐藏家。
然而，當時我其實尚未想到這些，只是在走進博物館的那一刻覺得很快樂，並且開始幻想藉由物品來訴說我的故事而已。一天晚上，當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裡自斟自飲，看著周圍的外國人時，就像每個出過國（受過一點教育、有一點錢）的土耳其人那樣，我不禁揣測起這些歐洲人是怎麼看我，又是怎麼看我們的。
最終我想了想該如何把我對芙頌的情感告訴一個不知道伊斯坦堡、尼相塔什或是蘇庫爾庫瑪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個在遙遠國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比方說：某個人類學家，在紐西蘭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觀察、記錄他們的習慣和風俗，研究他們如何工作、休息、玩樂（乃至於如何邊看電視邊聊天）；而我不過是愛上了一個女孩，我的觀察和我經歷的愛情交織在一起。
現在，就像個人類學家那樣，只有展出我蒐集的那些物品，鍋碗瓢盆、裝飾擺設、衣服、圖畫，我才能為自己度過的歲月賦予意義。
普魯斯特喜歡並談到過，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後幾天去了古斯塔夫．摩洛美術館。我去那裡既是為了芙頌的那些畫，也是為了打發時間。我無法喜歡摩洛那些風格古典、矯揉造作的歷史畫，但我喜歡他的美術館。畫家摩洛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把他度過了大半人生的家變成了一個死後將展出上千幅繪畫的博物館。他把自己兩層樓的畫室和旁邊的住家變成了展覽廳。當家屋成了博物館，它就變成了一個充滿回憶的家，一個「感性」的博物館，裡面的每個物件皆因為富有含義而熠熠生輝。當我踩著嘎吱作響的地板，走在空無一人、警衛都在打瞌睡的展覽廳裡，我沉浸在一種幾乎能夠稱之為宗教的情懷裡。（在隨後的二十年裡，我又參觀了這座博物館七次，每次我都感到同樣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堡後，我立刻去找內希貝姑媽，簡短說了我去巴黎和參觀博物館的事情。坐下吃晚飯後不久，我跟她說了心中的想法。
就像久病之人笑對擺脫了的老毛病那樣，我輕鬆地說：「內希貝姑媽，你們知道這麼多年來我從這個家裡拿走不少東西。現在我要拿走這個家，整棟樓。」
「怎麼拿？」
「請您把這整個家和裡面的東西全賣給我。」
「那我怎麼辦？」
我們半玩笑半認真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說了一些動聽的話，類似「為了紀念芙頌，我要在這裡做一些事情」。我還說了內希貝姑媽獨自一人在這個家不會幸福；但如果她願意，她可以永遠不離開。內希貝姑媽聽到「獨自一人」後哭了。我告訴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們原來住的庫于魯．鮑斯坦街上為她找到了一戶很不錯的公寓。
「是哪一棟大樓的？」她問。
一個月後，我在庫于魯．鮑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們以前住的房子前面一點（就在那個曾經對芙頌動手動腳的卑鄙大叔的雜貨舖正對面），為內希貝姑媽買下了一間大戶公寓。內希貝姑媽則把蘇庫爾庫瑪的房子連同一樓和房子裡的家具全給了我。那個為芙頌打離婚官司的律師朋友建議我去為房子裡的東西做個公證，我照辦了。
內希貝姑媽一點也不急著搬去尼相塔什的新居。在我的資助下，她像個慢慢準備嫁妝的年輕姑娘那樣為新家買家具、裝電燈，但每次見我，她總笑著說她永遠無法離開蘇庫爾庫瑪的家。
她總是說：「凱末爾，我的孩子，我放不下這個家、我的回憶，我們怎麼辦？」
我就對她說：「那麼，內希貝姑媽，我們就把這個家變成一個展示我們回憶的地方。」
因為我出去的時間愈來愈長，因此我也更少見到她了。我不斷去旅行，是因為我還不完全清楚該如何處理那個家、家具以及芙頌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東西。
第一次的巴黎之旅為我往後的旅行奠定了模式。每到一個新城市，我總是先去一個早在伊斯坦堡訂好、靠近市中心、老舊但舒適的旅館住下，隨後我會根據事先從書籍、旅遊指南上掌握的資訊，像個認真完成作業的好學生那樣，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逛遍城市裡重要的博物館。我去逛跳蚤市場、賣各種小玩意兒和擺設的小店以及古玩店，買下和我在凱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樣的鹽罐、菸灰缸、開瓶器，或是某件我喜歡的東西。無論是在里約熱內盧，還是在漢堡、巴庫、東京，或是里斯本，無論我在哪裡，到了晚飯時間，我都去偏遠的街區小巷逛很久，希望透過敞開的窗戶看到屋裡，看見那些坐在電視機前吃飯的家庭。就像在芙頌他們家那樣，我希望能夠看見在廚房裡做飯的母親、孩子、父親、年輕的已婚女人和讓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愛上這家女孩的遠房富親戚。
早上，我會踏踏實實地在旅館裡吃早飯，然後在那些小博物館開門之前，在街上、咖啡館打發時間，給母親和內希貝姑媽各寄一張明信片，從當地的報紙上了解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堡發生的事情。一到十一點鐘，我就拿著筆記本，懷著樂觀的情緒開始參觀博物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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