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自由之路經由花神咖啡……

文學咖啡館系列．巴黎篇

文．攝影◎魏禎宏

17世紀下半葉，當土耳其大使向路易十四太陽王獻上「異教徒飲料」──咖啡後，其濃郁色澤、獨特魅力迅速征服了法蘭西民族挑剔的味蕾。20年後，在塞納河左岸拉丁區，來自西西里的義大利人Procopio dei Corelli將傳統小酒館轉型成時髦的波蔻伯咖啡館 （Le Procope），這第一家巴黎咖啡館，因為對街法國戲劇院的設立，經常聚集大批演員、劇作家、作家、哲學家……在這裡可以遇見狄德羅、伏爾泰、盧騷；他們討論著政治時勢、宗教哲學、戲劇文學，文學咖啡館的雛形出現了。17世紀結束時，首都巴黎已出現150家咖啡館。新思潮在民間咖啡館內激盪醞釀，伴隨18世紀啟蒙時代的來臨。19世紀中葉過後，蒙馬特山丘成為藝術家、詩人群聚的新舞台。

咖啡館、餐廳、夜總會、妓院比鄰而立。20世紀初，丁香園咖啡館的週二文學沙龍由詩人保羅．福特（Paul Fort）主持，這裡成為巴黎藝文時尚人士約會的重要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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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裡的超現實美學

1885年，花神咖啡館（Le Café de Flore）出現在聖哲曼德佩修道院的舊址上。據說名字源自對街的一尊女神像，稍後君主政體擁護者定期在此聚會，並在咖啡館二樓成立法蘭西行動組織。詩人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經常在此與朋友會面，並創辦多份文學雜誌。一次大戰期間，每到週二，他便成為花神咖啡館露天座區的文學教父。

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開業之初，自我放逐的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是這裡的常客，他在咖啡館的寧靜角落度過聲名狼藉的苦澀晚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詩人、作家兼批評家的安德烈．布賀東（Andre Breton），因為無法忍受蒙帕那斯區內咖啡館永無休止的吵嚷喧鬧，於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朋友以雙叟和花神為據點，發展出超現實主義的美學理論。

二次大戰爆發後，納粹德軍占領了花都巴黎。咖啡館的窗簾拉起來了，風聲鶴唳的黯淡時代，昔日川流不息的客人減少一半，僅存少數知識分子在咖啡館內安靜看書和謹慎地輕聲討論。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很快就明白花神咖啡館內安靜少人的蕭條氛圍正是工作的好地方，況且物資短缺的戰爭時期，咖啡館內永遠有宜人的暖氣供應。西蒙波娃先將自己的辦公室移到花神咖啡館，沙特稍後也在這裡寫出《存在與虛無》──這部被譽為存在主義最偉大的著作。二次大戰結束後，花神咖啡館貼心地為這些身分特殊的作家保留專屬座位。

沙特和波娃的工作地點是──夏季，在咖啡館的後方左側；冬季，則是右側窗下。

布烈東的位子是門口左邊樓梯下的軟墊長凳；對面就是花神咖啡館老闆布巴先生Paul Boubal的櫃台，他是當時熱情慷慨的藝文贊助者。

文學，仍在巴黎進行

戰後以沙特為首的存在主義思潮很快席捲法國文壇，每天都有大批傾慕者湧進咖啡館瞻仰這對「存在主義情侶」的睿智身影。「花神咖啡館已經成為遊客眼中的名人蠟像館」。沙特感歎之餘，決定離開花神咖啡館。不過，沙特和西蒙波娃的離去並未影響其他藝文人士對這幾家咖啡館的偏愛，英美作家仍然忠實地經常在此聚會。甚至沙特本人也經常在卡繆（Albert Camus）的陪伴下悄悄地回到花神咖啡館。

畢卡索也喜歡在夜晚走進花神，坐在面對入口的位子上，身邊圍繞著他的西班牙籍朋友們，他們在這裡飲酒暢談以紓解濃鬱的鄉愁。

巴黎市內現有一萬多家咖啡館，咖啡館經營方式依老闆喜好各有不同的風格。雖然，雙叟和花神咖啡館的文學地位早已成為定史，但是文學咖啡館的傳統並未從巴黎消失，文學活動及創作的活力仍持續在其它咖啡館的寧靜角落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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