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郭玉雯／女女相依 － 下

◎郭玉雯

福州的大姊從小功課好，但因為父母逃往台灣，所以在大陸被歸入「黑五類」；下鄉勞改，得了一輩子都擺脫不掉的腳氣病，後來又有心臟方面的問題。可以上大學時，她因為政治身分不准參加考試，母親轉述外婆的話，說大姊連續哭了兩個星期，她陪著不知掉了多少的眼淚。外婆在工廠做工到年紀很大，不知為何工人的外孫女不能得到較好的待遇？在社會主義的政權下，不是號稱「工人無祖國」、「勞動者最偉大」嗎？況且據後來到台灣探親的大姊說，外婆還幾次獲選為「模範勞工」，難道又是父權社會的算法，外孫女非直系，縱使彼此是唯一的至親？不過大陸大姊總算熬過來了，從公車記票員退休，幫忙帶孫子；她與大姊夫若干年前分配到的公寓在八樓，居然沒有電梯，母親後來也幾次冒著高血壓危險回福州探望，還由大陸大姊、大姊夫陪同去南京中山陵憑弔孫逸仙，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難道也有「遺民」意識？

大學聯考填寫志願時，我好像覺得自己可以做主了，任性地進入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與科系就讀，後來才知道是二姊跟父親說，家裡只要有她一個師大生（可以領公費、畢業後成為中學老師）就夠了。我國中都跟在就讀「市女中」（現在的「金華國中」）的二姊後面，她很用功，整天手不釋卷，也頗具藝術天分，素描、水彩、雕刻等美術課常拿高分；我們一起在飯桌上（大溪搬上來的檜木方桌）看書；年節裡，也想方設法布置客廳，牆上貼著自己畫的聖誕老公公或者是財神爺的大幅圖像；收起母親的縫紉機，上面擱置做包子、擀餃子皮等麵食的大塊木板，鋪上白紙，居中擺放著小聖母雕像，其他一些小的動物模型、邊緣如波浪般的小盤、舊的卡片等眾星拱月般圍繞著。高中有兩年，我與二姊作伴一起上學（她因為初中重考，與我僅差一個年級），警務處宿舍每天早上六點半準時開往台北車站的學生交通車上有三個綠制服，我家就占了兩位，惹得隔壁徐媽媽跑到我家廚房裡看母親到底給我們姊妹吃了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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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老穿台灣大姊、二姊用過的衫裙，有時也揀親友的孩子不喜再穿的衣物。張愛玲說她不能忘記一件繼母穿剩的黯紅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混身都生了凍瘡。」我並未感到如此這般的羞恥與憎厭，然而最愛美的少女時代確實是灰黯的。記得兩位姊姊有一次難得做了燈心絨外套（台灣大姊十二歲，由大溪搬到台北時，因成績不佳沒辦轉學，小學剩一個學期，不算畢業；隨即被父親安排到工廠做工補貼家計，一直到二十二歲結婚），大姊的是土黃色套裝，二姊則為墨綠外套；母親將一件破了洞的紅大衣（可能是鄉下教堂發放的，珍藏在衣櫃裡多年，有著濃濃的樟腦味）改成我的外套，裡布是我最愛的天青色；那時非常羨慕兩位姊姊，但也只能安於自己的小紅外套。在衣著上稍感滿足是上大學時，二姊正在學裁縫，她找零碼或是便宜的布，把我當模特兒，裁成洋裝、襯衫、六片裙等，粗質的纖維有時刮得皮膚隱隱作痛；致使後來我總喜歡柔熟的料子，更以購衣為樂。

放在民國建立、國共鬥爭、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的現代史脈絡之下，我的家庭遭遇或許不是特殊的；我的成長過程在性別差異的社會環境中，更是人類有「他的故事」（his-story，即history）以來許多女孩的典型遭遇。如果不同的創傷造成命運的差異，我很慶幸自己遭受的不是養女之悲（父親曾因女孩太多而想把我送給別人領養），或無法升學（如我的福州大姊受到無辜牽連，被迫放棄上大學的機會；而小哥兩歲的台灣大姊則因父親將精神主要放在多病的哥身上，可能沒有受到足夠的注意與啟發）等很難彌補的傷害。更可喜的是母親對我的細心照顧，與二姊在讀書與才藝方面的引領，使後來長成的我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肯定。母親於2016年10月29日往生，小小首飾盒裡唯一的相片是我的博士照，這將永遠深刻我心並終生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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