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書與人】島嶼的未來盛夏 － 林俊頴談《猛暑》

作家林俊頴。 （潘少棠╱攝影）

專訪◎蕭鈞毅

其新作《猛暑》。

《猛暑》從何而來？作者這麼說：「我對所有一切很不耐煩，就這麼一句話。」

林俊頴（1960-）總是低調，宣傳不多，公開談論也少；似乎比起身為「小說家」這份特殊的職志，他更享受於寫小說的過程。如《大暑》、《玫瑰阿修羅》、《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某某人的夢》等作，字有料峭、文又蒸溽，不只兩種極端溫度在他的小說中夾纏，連同不忍或捨離，都是小說裡矛盾的內心。意圖從這些矛盾擘畫出的小說景觀，為的正是面目逐漸模糊的人世浮生：誰愛誰、誰心恨誰、誰又認同誰，只要是和「人」有關的便沒有乾淨俐落的可能，不只批判，更有溫柔──這是我們身處的現世，是《猛暑》這本小說嘗試與讀者對質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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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猛暑》，我非常訝異小說家以「不耐煩」做為《猛暑》的其中一個起點，因為小說不似字面，《猛暑》反而是愈到高潮，愈顯冷靜：「像是游泳愈深，壓力愈沉，你不得不因此冷靜下來，慢下來。」到了小說中段之後，本該是暑下生機盎然的光景，全變成是遭到過度曝曬、近乎風化的斷牆殘垣。

這是「不耐煩」所造就的小說景觀嗎──又，小說家的不耐煩到底因何而來？小說家這麼回答：「社會。」

極端的未來，畸形的自由

以不久後的未來為題，《猛暑》彼時，世代政治、居住正義、所得不均、環境議題等諸種難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因新種科技而選擇沉眠的主角隔了二十年再度醒來，「我島」成了被各國角力後託管的真空地帶，早已人去樓空，有錢的都走了，留下的是自己的選擇、以及無從選擇的人們。

會有這樣的設計，小說家這麼說：「不只從冷戰，長久以來，這個國家、這個島的命運一直『被管』，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要管我們了，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萬一不是呢？」小說因此憑藉著虛構裝置，平地造樓，留下一個舉目無人、鬼影幢幢的未來。

到了那時，「我島」的生活倒帶回以物易物的生活，人人步伐緩慢、心則少憂，感受性隨著逐漸濃厚的植被愈發強烈；本來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大滅絕，林俊頴構造出的光景竟又有了些許烏托邦的況味──然而，事情沒有那麼輕易，《猛暑》的「猛」字既有生機，又有殘忍的意義：暴死的長者或老人的滅絕暗喻了世代政治的極端，在未來的「我島」，「老」不再是生命中的階段，它成了一個咒詛般的字眼。《猛暑》的政治寓言因此具體地浮現：「我自己有個很沉重的感覺，這樣子吵了十幾二十年，我覺得普遍大家心都很浮躁。不只浮躁，大家都變得很虛弱。這些年來我們的整個社會的氛圍是很緊張、很奇怪的……我在寫的時候，真的覺得兩方面很欠缺一個彼此可以心平氣和、理性對話的管道。」

多少出自無奈，小說家即使強調溝通，仍然不免在小說裡選擇「旁觀」，而以「惡謔」的角度將現有的政治議題推向極端。年老是原罪，年少者絕育，親屬關係表上的稱謂隨著惡劣的經濟環境一一消失，「家族的最後一個人」已是小說裡的常態，又或者是，為成良好公民須定時接受忠誠檢查，以享有國民福利福祉。諸如此類，小說的政治寓言因此更形尖銳：當「我島」因此而成真空三不管之地帶，無論認同為何、為人善惡，最後能離開的都是有資本者──選擇留下或被迫留下的，則將共同置身於歷史的真空，共享同一種畸形的「自由」。

自由難題與孤獨處境

熟悉林俊頴的讀者，對他的筆法絕不陌生。在《猛暑》裡寫的台灣自然，優雅依舊，幾乎是自外於一切。帶上了「崇高」（Sublime）意義的「自然」，於《猛暑》敘事者的視角，又是敬畏，又有投射，還有孤獨：無論「我島」的政治、人世如何變異，自然仍在其中茁壯生長，並適時以它們的茂盛映襯對人間的殘忍──那些在最後留下來的，不過就是意義漸被抽離的「活著」而已。

「人有必要活得這麼久嗎？活得這麼老嗎？……該讓他去就讓他去，多餘維生方式，就是在浪費家屬的情感、浪費所有的醫療資源。人到底可不可以決定自己老年之後的階段，可不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這件事卻又沒那麼簡單。」這段想法，是提示《猛暑》思考「孤獨」的關鍵，人世走上一趟，結局時不過就圖個「尊嚴」。

小說裡有這段話：「某人的意見尤佳，一到六十五歲，每個人發一顆劇毒藥丸。死亡是唯一必須長期嚴肅思考的，一如實習醫師，一如祕教法師，隨身攜帶一顆頭顱骨。」簡直孤獨到心底，也是「自由」這個概念的終極理想；這段話將人世上的熙熙攘攘，「我島」被擠壓在歷史關係與國際博弈下的居民未來，所有盤根錯節的纏繞全化約成了「可不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這樣一種個人化的，「自由」的難題。

冷靜的猛暑

儘管自稱是旁觀與不耐，林俊頴仍清楚明白自己也在「裡面」。1960年代出生的他「完全能理解年輕世代的憤怒。現在的小孩子是真的很辛苦，因為你今天無論再怎麼努力，你明天不見得可以得到相應的收穫。」亦直言「每一個世代都有他們的幸運，這是一定的。」而他最掛心的，是夾在兩造中間的「情緒」，讓雙方尋找解決方法的可能性，因此被搓消成細屑。

書裡有一句，轉引自香港小說家黃碧雲，原出自於Régis Debray的名言：「我們不與我們的時代同代。」可視為林俊頴思索「世代政治」的態度。時間感分歧，活著的目標相反，在「猛暑」下被曝曬的人們皆難倖免，退無可退。

畢竟，身處同一島上，共享同一段歷史，任何一個人談起「命運」這個沉重的詞，便難有樂觀的餘裕──時間在走，「我島」卻疲憊不堪──悲觀便由此開展另一條名為《猛暑》的未來，在那裡，有一個小說家忡忡憂心，卻又勉力從容的足跡。

或許源於憂慮──於書序，王德威言：「我們能容忍一本砲口向內的惡托邦麼？」王教授的顧慮可以理解，我對此反而樂觀；「惡托邦」惡則惡矣，仍有小說家世故的溫柔，《猛暑》批判之外留下的餘地，更像是對不同世代讀者的一份邀請：這裡提供了一種想像，無論站在座標的何方，都不妨先停下來，喘口氣，聽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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