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王丹專欄】關於獄中文學的答問

◎王丹

問：獄中書寫涉及出獄後的反思自省。你認為在獄中的書寫狀態與離開牢獄後的再思再想有什麼根本的分別？之間又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答：我認為獄中書寫，就心理層次而言，是處於一種孤立的，個人的，原子化的狀態，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其實更可以面對自己，可以更深入到自己內心深處。而出獄後的反思，會面臨一個不利於書寫的狀況，就是重新回到社會中，必須面對各種外來的影響，包括環境的影響，例如外界對自己的評價是否與書寫內容相容，例如書寫的內容涉及的當事人與書寫者的關係的變化，等等。從一個自然人回歸到社會關係中，心理上的顧慮必然增加。帶著這樣的顧慮寫作，寫作的自由度和真實度會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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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不少知識分子或文人也在獄中完成巨著或能靜心書寫。你做為過來人，是否獄中的極端狀態反能激發以書寫明志的本能？或長時間的獄中生活倒能讓思考變得更澄明，觸及一些宏大的命題？

答：坐牢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寫作環境。第一，一個人的自由分為外在自由和內在自由兩個部分，當你的外在自由被剝奪殆盡的時候，個人對自由的熱情和渴望就會轉移到內在自由上，而這樣熱情和渴望因為外在自由的失去，會更加熱烈和充滿動力，會驅使寫作與存在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得寫作的動機更加強烈；第二，在獄中，除了被迫參加的勞動等活動之外，有大量的時間可以用來閱讀和思考，可以更加從容地積累寫作的內容。這不像在獄外，有的時候寫作會有截稿的壓力，獄中沒有。沒有壓力的寫作，會產生更好的作品。

問：華語世界中因自古各地的政治環境，導致「獄中書寫」成為重要的文類，也淬煉出文人思考的精要之處。你認為文人入獄是否華語地區中不能避免的「傳統」？如何從獄中書寫理解文人與治統的關係？

答：在皇權專制和現代威權統治的前提下，知識分子的入獄，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其根本的機制還是在於「自由」二字。知識分子不論是在閱讀，思考還是寫作和傳播上，都要以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為基礎；而專制政權要維護自己的統治，最大的敵人就是自由。因此，做為自由的承載者的知識分子，天生就會與專制者成為敵人。這個不是傳統，是必然規律。知識分子要想改變走向監獄的命運，就要改變統治的機制。制度不改變，真正有骨氣的文人就沒有好下場。

問：你的部分作品屬於一種直述與回顧性質的寫作，重現牢獄中的「現實」。獄中書寫具很多面向，有些以曲筆書寫，有些描寫個人心理為主。你怎樣理解與選取書寫的方式？你認為作品呈現的是一種怎樣的「現實」？

答：每個人的獄中書寫的重心都不一樣，就我個人而言，我的重心在於文學寫作。它對我來說的意義在於，通過文學寫作，通過向自己內心身處的求索和對某種環境的虛構，建立起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是自由的。這種內心的自由，可以與外在的不自由形成一種平衡，有助於我內心平靜地面對坐牢的困擾。當我們在獄中的時候，最大的現實就是如何不被現實擊垮，而文學中自身具備的那種想像之美好和移轉注意力帶來的放鬆，就是一種現實，一種建構出來的自覺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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