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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知識分子的邪惡力量
◎王丹
◎王丹
「知識分子」這個稱號，似乎從來都是光環籠罩下閃亮的存在，知識分子群體，也是社會上受人尊敬的一群人。雖然勉強也可以自稱「知識分子」，但我必須要誠實地指出一點，在漫長的歷史紀錄中，也有一些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扮演了引領社會走向邪惡的角色，而他們因為握有話語權，形成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我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最近翻閱到一些描述歐洲，尤其是德國反猶歷史發展的文獻，其中有一些發現讓我震驚。
舉例而言，回顧納粹在德國的崛起，有這樣一個數字：1930年的大選中，納粹黨總共獲得了18.3%的支持率，而他們在大學裡的支持率高達34.4%。換句話說，在當時的德國，來自知識群體對於納粹的支持幾乎是社會平均支持度的兩倍。為什麼會這樣？有研究者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做出分析：1931年，德國約有三百二十五萬學術方面的大學生和博士畢業生，而當年學院體系內的職位只有這個數字的一半還不到。知識分子體系尤其是理工科知識分子無法進入學界體系，面臨生活上的困頓，而當時的德國學界，很多高級研究員和教授都是猶太人。於是，自己的生活境遇的困頓轉化為對於盤據在體制高層的猶太人的不滿，使得反猶立場鮮明的納粹得到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支持。
說起來，這也不是發生在德國的單一故事。在1940年代後期，當國民黨與共產黨展開內戰之後，連共產黨自己後來都承認，所謂「第二戰場」是他們戰勝國民黨的重要原因。而這個「第二戰場」，指的就是大學校園。在1946年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時期，大學校園內的左派知識分子，包括教授和學生們，引領了校園中的主流思潮。他們不斷在中共地下黨的唆使和領導下，發動學生運動並祕密加入共產黨，令國民黨腹背受敵，在道義上失去了握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支持，最終丟失了江山。國民黨的失敗是他們咎由自取，但這樣的結果導致中國落入共產黨的手中，造成的慘重代價，如今回顧起來，當年那批熱血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承擔一部分歷史責任。總結原因，錯綜複雜，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反饑餓」成為當年學潮的主要訴求之一，也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向左轉的社會經濟因素，這一點倒是跟德國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處。
還是回過頭來看德國的反猶主義的發展：當我檢索歷史篇章時，有些紀錄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例如，當我們譴責希特勒和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仇恨的時候，你知道嗎？現代德語的締造者馬丁．路德在1543年的時候寫了一本叫《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的小冊子，書中就提出：「放火燒了他們的猶太教會或是學校，洗劫他們的家產並摧毀其房屋，完全剝奪猶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權，讓任何人都可以向選定的猶太人扔硫磺。」西方啟蒙運動的領軍人物伏爾泰也是一個極端的反猶分子，在他看來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憎的人。費希特，這個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談到猶太人時說：「要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掉他們的頭，然後換上一個沒有任何猶太思想的替代品。」1923年，慕尼黑大學成立了第一家種族衛生研究所，那些科學家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宣稱猶太人天生就更容易患上眼疾，耳聾，糖尿病等疾病。
知識分子群體當然是歷史進步的推動力之一，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知識分子群體並不總是集體性地正確的，他們也有成為邪惡力量一部分的時候，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記住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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