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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魯西迪 上
魯西迪受英國女皇封爵，勾起全球激進伊斯蘭教徒的新仇舊恨。（美聯社）
◎李有成
我最早讀到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小說是《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那是1980年代初；應該是受到布克獎（Booker Prize，後更名為曼布克獎）的影響，我才會注意到這部小說——《午夜之子》獲得了1981年的布克獎，1993年又膺選為布克獎之冠（the Booker of Bookers），即布克獎開辦25年來最優秀的得獎小說。1980年代初我仍沉湎於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希望從本體去了解文學事實和文學經驗，所涉獵的主要是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語言學派、巴黎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類的理論，這些理論大致上一脈相承，彼此之間多少有其系譜上的關係。至於形式的意識形態內容則是稍後才有的體認。當時我尚無緣認識與後殖民主義相關的批判計畫，因此也就無從將《午夜之子》與後殖民論述相提並論，或者把這部小說置於第三世界的脈絡來了解。我初讀後的印象是，這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說，作者將個人與國家的命運——主角誕生的午夜也正是印度宣告獨立的時刻——緊密聯結在一起，多重敘事，枝節旁生，極具巧思。後來我讀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論第三世界文學的論文，才發現魯西迪這本小說其實也可以納為詹明信所說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整部小說的史詩格局使之氣勢磅礡，我對瀰漫其中的歷史意識尤其印象深刻。這二、三十年來我陸續讀了一些當代英國小說，《午夜之子》無疑仍是我心目中最值得一讀的小說之一。
第三世界 多樣文學
往後幾年，我為了研究非裔美國文學，自己摸索接觸了弱勢族裔論述（minority discourse），也連帶零星讀到一些後殖民主義的論文，並且開始反省形式主義力有未逮的地方。1988年我剛好獲得一筆獎助金，到美國杜克大學進修，為了補自己在理論方面的不足，這一年我主要跟隨詹明信研讀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另外在羅曼斯語學系跟一位法國學者修習符號學方面的課程。我在杜克大學的圖書館有一間小研究室，除了上課，我大部分時間都躲在小研究室裡讀書。小研究室附近的書架盡是中東、非洲及加勒比海文學方面的藏書，有時候看書累了，我就在書架間東摸西找，或者隨意抓起一、兩本詩集，在沙發上漫無目的地輕聲朗讀。這樣讀書不帶功利，心情相當輕鬆，同時也漸漸體會到第三世界繁複多樣的文學傳統。
初到杜克大學，我就在學校的書店買了一本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花了幾天功夫，一口氣讀完全書，這大概是我較有系統地閱讀後殖民主義的開始，算算也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接下來的一整個學年，我陸續讀了范農（Frantz Fanon）、塞杰爾（Aime Cesaire）、孟密 （Albert Memmi）、蘭姆明（George Lamming）、詹姆斯（C. L. R. James）等人的部分著作。我認識宗教系的一位英國教授，我們偶爾一起逛書店，聽演講；他是詹姆斯專家，我就在他的引介之下親近詹姆斯。我尤其愛讀詹姆斯所寫的有關板球（cricket）的文章。詹姆斯是位資深球評，從1930年代初一直寫到1980年代，積半個世紀的經驗，而且不時把板球擺在殖民情境與階級脈絡中討論，令我大開眼界，也讓我不時回憶少年時代在檳城讀書時，午後經常在修道院女校對面草地觀看板球比賽的情形，同時了解到球類也可能隱含相當複雜的意識形態意涵。這個時候我逐漸意識到我正在調整自己的批評視角。
《魔鬼詩篇》引發風波
1988年魯西迪推出他的第四本小說《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因為小說中的若干章節，被保守的穆斯林認為有辱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造成軒然大波，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群起抗議，甚至集會焚書，當時伊朗的伊斯蘭教精神領袖柯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就在1989年2月14日下達格殺令（a fatwa），懸賞百萬美金要取魯西迪的性命，這就是日後大家所熟知的魯西迪事件（the Rushdie Affair）。這個事件當然讓舉世譁然，尤其是西方世界，許多人認為這是一件違反言論自由、戕害基本人權的事。有一天午後，我在校園內等候校車，遇到住在同一個社區的一位埃及學者，我們很自然聊起這件事。埃及學者的反應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譴責魯西迪不應該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何況魯西迪本人出身伊斯蘭教家庭，我很識趣，沒有追問他是否讀過魯西迪的小說。其實事件發生之後一時風聲鶴唳，若干販賣這本小說的書店被焚，小說的譯者甚至遭致攻擊或殺害，因此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許多書店是買不到《魔鬼詩篇》的；為了避免麻煩，書店寧可放棄這本小說。我是在三年後到賓州大學做研究時，才在學校附近的書店買到一本平裝本，封底有一幅魯西迪笑容可掬的半身獨照，封底內頁還印有國際保衛魯西迪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Rushdie Defence Committee） 的組織結構和會址。一位信奉伊斯蘭教的非洲朋友善意地提醒我，千萬不要在公共場所閱讀這本小說，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
我出生在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童年時代，左鄰右舍有不少馬來人伊斯蘭教徒。在我老家數百公尺之外有一座伊斯蘭教禮拜堂，自我記事開始，每天清晨都會從禮拜堂傳來《古蘭經》的吟誦聲，音階高亢，婉轉有致，我知道伊斯蘭教徒正在晨禱。有時候我躺在床上，靜靜傾聽晨禱的吟唱聲，雖然對晨禱的內容一無所知，但卻覺得那些吟唱幽闇而神祕。這是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的童年記憶。這些年來我只要翻閱《古蘭經》，彷彿還會聽到晨禱的吟唱聲。禮拜堂後方是伊斯蘭教墳場，只有簡單的木製墓碑，沒有華麗誇張的雕飾。偶爾有伊斯蘭教徒的送葬隊伍經過，木板併成的棺木相當簡樸，由數人高抬著緩慢行進，沒有音樂，沒有嚎啕大哭，送殯的人多半神情哀戚而抑制。我不只一次躲在大門邊，探頭看著這樣的隊伍默默走過，心中不知所以然。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我才了解伊斯蘭教主張薄葬，因此我至今常常還會將伊斯蘭教和墨家聯想在一起。
依然有效的格殺令
這些童年時代的印象讓我無法理解，一位穆斯林——儘管貴為宗教精神領袖——何以會那麼痛恨另一位穆斯林，甚至必須將他置於死地？就像我難以了解，今天的伊拉克已經淪為次殖民地，家國破碎，許多人民流離失所，何以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穆斯林還要親痛仇快，互相廝殺，而且幾乎無日無之？他們信仰的不是同一個宗教嗎？他們尊奉的不是同一位先知嗎？我不記得自己如何回應那位埃及學者對魯西迪的抨擊。那時候我尚未讀過《魔鬼詩篇》，甚至不清楚涉及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是哪些章節或段落。我的出生環境和成長經驗教會我，對身分認同的類別要保持敏感，對別人的種族和宗教尤其要心存敬意，不要輕浮而隨便加以揶揄。因此二十多年來我研究族裔文學，對那些不時算計以仇恨語言操弄族群議題而謀取利益的政客，始終深感不齒與鄙視，總覺得這種人內心深處必然潛留著墮落與敗德的陰暗角落。
這以後的許多年，魯西迪在英國警方的嚴密保護下繼續勤於寫作，創作力相當充沛，小說與批評文集陸續出版，尤其是文集中的許多文章，不僅讓我更了解他的小說，也讓我掌握了後帝國和後殖民文學的主要關懷與面向。後來年老力衰的柯梅尼逝世，伊朗逐漸變成一個較為世俗化的國家，在拖延多年之後，為了與英國恢復邦交，於是宣布終止對魯西迪的格殺令，魯西迪也漸漸增加對外的活動。只不過沒多久伊朗又召告天下，對魯西迪的格殺令依然有效。
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發生後，許多人——不一定只有紐約人——都有自己的911。我的911與魯西迪有關，其實那是911發生前四天的事。那時我和同事單德興都在紐約，德興告訴我，9月7日下午三點，魯西迪將在紐約大學附近的邦諾書店（Barnes and Nobles）演講，約我一起去聽講。我對作家的演講向來興趣不大，因為所謂的演講多半是朗讀自己的作品，而且主要是為了促銷新作。不過這次魯西迪的情況不同，他的小說《憤怒》（Fury）剛剛出版，演講自然也是促銷活動之一，最後大概是以朗讀小說的章節終場。我對他的演講雖然期待不高，可是我想看看演講現場的情景。（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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