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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閱讀小說>耳朵不見了
耳朵不見了
◎威威 圖◎吳孟芸
我的耳朵不見了，它被收在黑色塑膠袋裡，穿過清潔婦的手套、坐上鄉公所的小卡車，靜靜躺在山路轉彎處的一座小型垃圾場。這趟不算愉快的旅行，它第一次認識了許多餿便當、酸飲料水、念完了影印紙上所有過期的公告事項，最後聽見的聲音不是平克．佛洛依德 ，而是小黑蚊興奮的嗡嗡鳴叫，和黃色垃圾車荒腔走板的藝術歌曲。
耳朵是初戀情人送我的禮物，她說妳聽聽看這個，這是艾拉妮斯．莫莉賽特，妳聽聽看她唱了些什麼。我在原本的耳朵上戴上新的耳朵，耳朵裡有新的話，她說：怎麼了瑪麗珍／妳度過艱難的一天／在門口掛上請勿打擾／妳又弄丟了那行隊伍裡的位子／真慘／妳看來再也不想跳舞了。耳朵裡的聲音從漆黑的洞穴一層一層襲來像海浪拍打海岸，海岸又回頭推出不絕的漣漪，我的腦袋裡大洋浪潮在湧動，不得不站起身來。
從學校的樓頂往下看，人物與他們的手腳尋常生活，沒有人知道我的眼睛變成了電影。
在那之前我時常向她抱怨我的日子裡每天都很吵，我穿著漿白的制服，身體像穿了矯正架一般僵硬。矯正架是最吵的器具死命纏著我，有時候束緊胸腰說：「不要駝背，妳以為妳的胸部很大嗎？妳以為大家都要看妳嗎？」有時候扯開嗓子喊：「到學校不念書要做什麼呢？不念書到加工區做女工啊？」有時候它箍著我的牙要我忍耐、令我說出合宜的話：「外表的美貌並不持久，內心的善良卻是永恆。」
初戀情人驚訝地看著我因為憤怒而扭曲的臉，把頭輕輕靠在矯正架上，一面聽那些跳針的話一面咯咯地笑。「妳知道要怎麼嘲笑它們嗎？」我鬱悶地搖搖頭。「像這樣。」她把左手伸到我的背後，再把左手掌和右手掌接起來，「這樣它們就會閉嘴了。」
它們並沒有真正閉嘴，不過嘲笑它們帶給我前所未有的快樂，現在無論是跟隨面無表情的同學走進學校，或者等待面無表情的黑夜帶我回家，我都不再感到沮喪。
認識初戀情人和她的耳朵之前，我時常站在公車站牌下面，故意錯過一班又一班的公車，希望可以更晚一些回到家，但我自以為替自己爭取到的時間，最後總是加倍報應在自己身上。一踏進門，母親冷淡的臉已經蓄積足量的雷雨包，我的父親與兄弟怨懟地看著我。她一開口，不只我，所有的人都要被閃電擊中，被風捲起來，再摔到地面上。我瞠目結舌地看，她的喉嚨裡有一個巨大的回收場，所有我犯的過錯在那裡成為萬年不化的反芻物，在那裡面，眾多過錯堆成一個怪物我，從她的嘴裡一次一次吐出來，她也成了一個怪物。
有一件使我耿耿於懷的事是這樣的：國小二年級，有一回寫書法作業不小心讓墨汁弄髒了衣服，斗大的黑點在米白色洋裝上渲染開來。我恐慌至極，苦苦遮瞞到睡前，完全不敢告訴潔癖性格的母親。自知不可能逃過一頓好打的我，跪在床前竟然開始祈禱，祈禱萬能的天神幫助我，讓這些墨漬醒來時全都消失。
當然天神沒有幫我。一早，母親大怒，在浴室門前剝光我的衣服，雷聲轟轟地打在我頭上。她說不要看見我，要我走開。我只穿著一條薄薄的內褲，不敢任意拿起其他衣物換穿，縮著身體躲在客廳裡酒櫃和鋼琴中間的小角落，連哭也不敢。直到母親把那件洋裝的污漬洗淡，走上陽台把它吊掛起來，直到她願意來理睬我，那不知道究竟是多長多短的空檔，是我一輩子最絕望的時光。
長大之後，我曾經心血來潮地問過母親，問她當時為什麼不拿衣服給我穿，她一臉茫然地看著我，說：「我完全不記得有這麼一件事。」
她不說謊，她一輩子以「對我們永遠誠實」而自豪。我瞪大眼睛看著她。當她表達腦中記憶風景的那一刻，我就忽然了解，這個女人有多長一段時間為自己所苦。
她憎惡我的耳朵，她知道裡面有一種聲音幫助我抵禦她。她憎惡所有足以使人動心之物：音樂、乳液、香水、任何踰矩的氣味，那些不經由她的掌管，穿戴在我身上的贅物。而我因此憎惡著週末的便服日，上學的前一晚，我蹲在樸素的衣櫃裡，看著哥哥的T恤疊成一方豆腐皮。每當那些別無選擇的衣服穿上我，我就跟著寬大的衣袖靜靜揮發掉了。
我幻想有一個世界，可以隨意更迭我的髮色，可以看很多限制級電影，可以不由性徵決定我的位置，可以自由選擇我戀愛的人。耳朵告訴我，妳只要再長大一點，難捱的童年就會過去，它說那時候妳的心智會很強壯，足以卸除堅固的矯正架，就算摘下耳朵，妳也不會再聽見矯正架對妳量身訂做的緊箍咒。
我抱著這個幻想，戴著耳朵離開了母親雷雨包、和她呼之則來的風雨雷電，別上名牌走進地下室的舞會，接受真正可以具備情節與細部的愛慕。我和一個短頭髮的女生跳舞，她把手貼在我的背上，從快節奏跳到慢舞步，我的腹腔充塞著無處可走的委屈，糊成一灘甜蜜的爛泥。我捧著爛泥快意地逃離燈紅酒綠的地下室，心裡歎氣：啊，原來我是這樣的人。
和耳朵在台北相依為命的日子，有很多刺激的事，還有很多無奈的事。有一陣子的每個星期四，我會搭著長長的捷運到劍潭站，再走一段路到新光醫院，按下十樓的電梯，探訪我的朋友。抵達朋友之前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之前是一個檢查哨，檢查哨配備有一扇隔離門，和一枚粉紅色的門鈴。我按下門鈴，乾淨的護士小姐會從門後面探身，仔細檢查我的背包與隨身物品，手機、鑰匙、指甲刀，都是違禁品，它們有可能很銳利，有可能擾亂心智。
連帶從屬於耳朵的音樂光碟，最近鬧了大風波，病人折斷了光碟在手腕上畫記，因此我的耳朵一併被留置在檢查哨，以防萬一。我一清二白地走向朋友，哼著殘留在嘴上的歌，好像是陳冠蒨還是黃小楨。
我的朋友住在臨沂街，出事的那晚我在宿舍裡接到她囈語不清的電話，斷斷續續重複說著些次序顛倒的字，要我一定要好好的，然後空白好一大段，就掛斷了。我發了一會呆，手腳沒有辦法和腦子搭上線路，幾乎沒有什麼意識地衝出門，招了計程車到臨沂街，在蜿蜒沒有邏輯的巷弄裡找到了她租賃的房子，她的室友警戒地從窗子對我喊叫，說她已經不在這裡，她已經被朋友帶走。
朋友是誰？帶去哪裡了呢？我頹然地坐在路邊，發現我與朋友的交集不過是兩顆飄浪的人造衛星，不是為對方所建造，也不清楚對方的軌道。我試著重複撥打她的Call機，好久，終於接到回電。是帶走朋友的朋友。她跟我說，朋友把整罐止痛藥加威士忌推下口腔滑水道，醫生正在急診室替她清洗即將腐爛的游泳池。
「那我可以去看她嗎？」我這樣問。
電話那頭的女孩聲音遲疑了一下，旋即果斷地回答：「我想現在不大適合。」
不適合的是我。她在療養病房打給我的電話裡，終於不想再說一些曖昧的話：「妳都不愛我了我還活下去做什麼？」我回不了她的話，掛上話筒走回座位，把耳朵戴上，音量旋到最大。
十樓的病房總是很安靜，下午的探訪時間裡，大廳有人三三兩兩在看電視、打電話，放送器裡傳來淡淡的鋼琴曲。朋友情況穩定下來之後，從兩人房轉到了四人房，隔壁病友的家人也來了，坐在床邊低低碎碎地說話。朋友見到我來，笑逐顏開，端了一杯水，示意我坐下。我有時說一些外面的事，有時看她寫給我的信箋，有時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直到落地窗外的天色黑盡，所有地面的燈一起亮了起來。
諸如此類的事件堆砌著我的日子，像樂高堆積木。一個月當中會有幾天，我的積木堆被抽走了致命的一塊，整堆垮了下來。那些早晨，我睜開眼睛就開始流淚，看著時間穿越空間的縫隙，而我無計可施。我沒有求助任何人，當然也不可能打電話回家，我該跟母親說些什麼呢？說我的人造衛星，我腹腔的甜蜜爛泥，還是我的耳朵呢？
我沒有打電話回家，卻接到了母親的電話。手機螢幕上的小字像機場的告示標語，從左邊流到右邊，在母親的來電顯示快要流走的時候，我終於按下通話鍵。她依舊沒有等我說什麼，自顧自打著雷，怪我出了門就是斷線的風箏，怪我逼她做一個孝順的媽媽，淪落到要打電話向女兒請安。那些雷在我頭頂，忽然下起了細細的雨，我聽著她連珠炮一樣地問我最近究竟在混什麼，說隔壁的王老師是個小心眼的女人弟弟又交了新女朋友，按住話筒坐在地上，我忍不住真的大哭了起來。
於是我打包好兩坪的小宿舍，到郵局把它們一份一份寄回去，再把自己送上老是漂浮著消毒水味的國道客運。這不是交通的尖峰時段，看兩部電影，或者聽幾張專輯，應該就可以愉快地回到家裡吧。這次離開台北，就不想再回去了。我一面這樣想著，一面習慣性地把手伸進背包，想翻出我的耳朵戴上，度過我的舟車時光。這才發現，耳朵不見了。
我的耳朵不見了，它不在我的背包裡，也不在我打包的紙箱裡，我空空的耳膜裡嗡嗡作響，聽不到什麼確切的、充滿意義的聲音。車窗外面有救護車鳴著笛呼嘯而過，而我再也不能躲到耳朵的小星球裡，等待「一切安全」的廣播指示了。帶著那些悱惻輾轉的故事，耳朵究竟要到哪裡去呢？它離開了我，我願望有人把它拾起，願望耳朵陪伴他，在他長大之前，也替他保護一些珍貴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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