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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隔世相逢
隔世相逢
◎亮軒 圖◎吳孟芸
1978年夏，忽然收到一封信，一邊上樓一邊拆。當時兩岸還沒有開放，大陸有信來，要由國外的親友代轉。是李本明姊寄來的，她說她北京遇到了「孃孃」，是北京人稱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帶一信，原來是我的生身母親寫的，根本來不及細讀，立刻衝上樓，見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回了一封長信，當時文革餘波蕩漾，母親與弟弟依然沒有得到完全的平反，與許多人合住在北京勁松區的一處大院子裡。我的信是母親在晚飯之前收到的，她迫不及待地打開來讀，那是1980年的事。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尚未出現，大陸依舊貧困落後，母親就湊著幾家起居室裡共用的，僅有的一盞微弱的電燈，站在那兒，把我的信從頭到尾也不知道讀了多少遍，讀到夜闌人靜，讀到四下無聲，讀到一片荒涼，再抬頭，已經時近午夜，恍然隔世。
只有母親才做得到
當時兩岸禁止相通，到大陸去是違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會。直到有一天母親在信中說，她的一隻眼晴已經失明，很怕另外的一隻眼睛有一天也看不見，希望可以早日相會，以免抱憾無窮。我就決定要去讓母親好好地看看她的兒子我。
那是在1988年，距離跟母親連絡上的十年之後了。我了解母親總想表白一下她當年為何把我們留給了父親，又想說清楚為何她會跟父親離婚？說得清嗎？我該知道嗎？我一定要下判斷嗎？我不想聽，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說得清楚，人生還有什麼意思？以通行常理論斷愛情，本非我之所願，我總在逃避母親的解釋，也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對的只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她是我親生的母親，她無底地愛著我。
母親一生都沒有過到什麼好日子，她愛有才氣的飽學之士，先後嫁給了父親與章乃器先生，都很符合這樣的條件，可是也沒得到幸福。她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台灣，最後這一個與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卻因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身家問題，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被打落為政治犯，在監獄中度過。母親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落得一無所有，六、七十歲了歲還要當清道婦。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她唯一記掛的便是一個月一次，清早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到離北京很遠又極冷的龍慶峽去探監。有一天他們一家得到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卻也過世許久了。我還記得，在台灣的報刊上，也報導了章先生過世的新聞，姓名上冠了一個「逆」字，喚做「章逆乃器」，因為章先生曾經擔任過中共的重要職務，也是差一點被蔣介石槍斃的七君子之一。那時我怎麼會曉得他就是我母親後來的夫婿？章先生在國共兩邊都不受歡迎，都差點斷送了性命。身後只留下風骨與名聲，跟母親嫁的頭一個丈夫我父親一樣，也是個非常不識時務的書呆子。
飛機在一個破舊的機場落地，就是今天美侖美奐的首都機場同一個地方。小得可憐，只有一個行李輪轉台，用推車還要付租金。我戴著一頂寬邊草帽，後來母親說，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這也是母子連心。
母親早在三個多小時之前就到了機場，早早地在門邊占了個好位子，依現在的說法，她要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她立定三個小時，一步未挪，用她僅有的一隻眼睛緊緊地盯著，這只有母親才做得到，戀人也無法相比。
我有點手足無措，在跟著媽媽、弟弟出機場之際。計程車很小，很勉強擠進了三個人跟行李。那一陣，新聞媒體上常有一些報導，就是兩岸親人一見面，馬上抱頭痛哭之種種，我很怕，怕我哭不出來，又怕真哭出來，只好先在電話中說清楚，請大家都別哭。
我沒有去牽媽媽的手，覺得跟她好陌生。這位老太太，穿著很樸素，弟弟也是，沒想到個子比我還要高，斯斯文文的，沒有一點紅衛兵的氣味，也沒有蹲過十年苦牢的風霜，反倒像個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說話慢慢吞吞，動作沉沉穩穩，細皮白肉，那麼，我們都得自母系遺傳了。
母親只在上計程車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說了一句話，是上海口音：「等一下子，在車子裡面，你什麼話都不要講。」
嚇得我真的一路無話。直到崇文門那棟十幾層的家門口，剛下車，母親又說了一句話：「等一下子，進家門之前，什麼話都不要講。」
當光陰暖化關係的冰河
母子重逢，比我們更安靜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們也沒有什麼「舊」好「話」，倒是弟弟肚裡有許多掌故，國民政府時代的種種，他十分了解，後來方知，他是國民政府時期經濟方面的專家。他的最高學歷是清華附中，身陷文革大難，也沒讀完，卻能博學多聞，供職社科院，在那樣的環境中，十分罕見。後來見到更多的大陸遠近朋友，我不禁懷疑，他會不會是全大陸最斯文的男子？
計程車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搬上樓，才剛探頭，說了一句話：「好寬敞啊！」
我跟著四面看看，心裡想的是：「好狹小啊！」
原來二十幾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經算是大的了。
到北京才三天，聽說母親很久都沒有出門了，就決定一伙兒去承德走走。我問承德遠嗎？弟弟說不遠，那麼有多近？他說火車八個小時就到了。八個小時！我們都到達呂宋了。我知道，現在可是在一個大國。
在承德，每天，不論什麼時候，母親隨時地忍不住地痛哭，特別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後。我這才明白，原來該哭就一定得哭出來，昨天沒有哭出來，今天也要哭出來，今天不哭，那麼就明天哭。五十年前沒哭出來，五十年後，只要尚在人間，還是要哭出來，連本帶利地哭。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大年紀的老太太哭得那麼悽慘，她的哭讓我覺得害怕比傷心多。說是重逢，其實與初會沒兩樣，我們母子分手的時候，我才四、五歲，在那四、五年裡，絕大部分的時間也沒有跟她在一起，當然沒什麼特別的印象。可以講我一見到的母親就是一位八十歲的老太太，一下子越過了母親的青年中年與盛年，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所以也是客客氣氣的，實在無從抱頭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後，才漸次消除。現在見了她就自自然然的會摟著她說話，那是費了許多光陰慢慢暖化了的狀態，我原本就沒有跟親人親暱的習慣。
她有許多種的哭，有的時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著眼睛，只管流淚。有時飲泣繼而痛哭，也會躲到洗手間裡吞聲而泣。我勸她別哭，她居然演變成號啕大哭。幾十年了，不可能只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經歷反右的衝擊，是很老資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樣的知識分子不受罪更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章先生是最早受到毛澤東迫害的右派。她與章先生婚後得一子，也可以稍慰於心了吧？沒料到這個身邊唯一的兒子，卻因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獄之災。
在母子相別數十年後重逢，千絲萬葛糾纏不已的心事，剎那間湧上心頭，堵在喉頭，只得化為淚水，哭嚎流瀉。母親哭了整整三日，我們也該回北京了。
那些彼此缺席的往事
弟弟跟我講過一段母親與他的故事。
龍慶峽是一座山谷，是以格外寒冷。母親為了要去探監，清晨四點不到就起床準備，把各項雜事處理好之後，趕緊燒一鍋熱水，用來泡腳。把雙腳雙腿都浸得暖暖的，這才上路去趕頭班汽車。腿腳因為浸泡過熱水，就不致於還沒有達到便已凍成一對冰棒。
有一次，在裡面的弟弟得了重病，母親完全不知道。監獄裡的醫療已經無法處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氣如游絲，無法行走，只是維持了一點意識而已。弟弟讓人用擔架抬著，到了監獄大門口，卻看到母親遠遠地走過來，一時十分躊躇，要打個招呼呢還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話，怕母親受不了衝擊。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頭，母子相見最後一面的機會也沒了。倉促間，他已經被抬上車開走了。
幸好那一次沒有病死。
在承德，有一處名勝名曰棒棰山，其中一段路纜車可通，票價是一人人民幣五元，當時新台幣對人民幣最多三塊，十分便宜。但是母親不肯搭纜車，我以為她怕高，弟弟私下對我說了真話，她怕的是費錢，因為在最艱困的時期，他們二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十五元人民幣，恰好就是我們三人搭纜車的票錢。
我曾經問母親，文革的時候死了多少人？她說沒有見到統計數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條街都有人死。」可見森森然的肅殺之氣，滲透在他們每一刻的生活裡，事過也未境遷。
母親應該有許多故事可說，是故意不說，還是來不及說，還是忘了沒得說，或是欲說卻難說，我都不得而知。
此後二十年，我從不主動探問往事，以免觸動她的痛苦。
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整，就母愛而言，絲毫無損。我是我媽八十歲生出來一下地就五十歲的孩子。
二十年過去了，北京探母二、三十回，從母親的八十歲到如今之百齡高壽。每一次分別都有心理的壓力，來時開心去時傷感，母親想什麼，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誰也沒有說出口來。從母親送我到機場，到只宜送我到樓下看我上車，再到只能坐在輪椅上，在十樓的公寓門口道別。今年秋天去探母歸來之際，母親連從輪椅上站起來都十分吃力了，我們擁別之後，母親轉著輪椅吃力地跟著，要拐彎處，我回頭望了母親一眼，只見她掙扎著緊抓門框，彎著身子勉強站著，危危顫顫地望著我，在此刻，我知道，她不讓我知道的是，她已接近全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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