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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台灣舞曲
江文也的故事-中
文．照片提供◎劉美蓮
希特勒時代，許多猶太人跑到日本，音樂家也絡繹不絕，讓本就快速西化的日本，如虎添翼，更大量引進歐洲最新出版品。
恩師齊爾品
文也非科班出身的作曲成就，除了天賦，得感謝一位貴人，俄國貴族後代，旅居美國的齊爾品（ 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他是應聘到中國，於1930年成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任教，並於1934年首度訪日演奏後，愛上東方風情，經常往返兩國，主動關心中日樂壇的發展，特別提攜作曲人才，鼓勵民族特色，呼籲「歐亞合壁」，熱心在歐美演奏之外，還由龍吟出版社創立《齊爾品精選集》，發行日本創作曲，日本樂壇許多人及中國音樂家賀綠汀、老志誠、劉雪庵等都受到他鼓勵。他本身也創作，作品有一首五聲音階黑鍵的〈敬獻中華〉，更娶中國女子李獻敏為妻，李獻敏後來成為張已任在紐約的房東，是張已任研究江文也的動機來源。
江文也在作曲家聯盟認識齊爾品之後，就拜師學藝，斷斷續續有一年之久，直接深入探討、擷取歐洲最新的音樂手法，德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語彙，都曾出現在江的作品中。
1936年6月下旬，齊爾品在北平與上海演奏，特別邀請他認為亞洲最有才氣的文也走一趟「追尋東方音樂寶藏之旅」。這是文也除了故鄉廈門、福建之外，首度到內陸旅行。中華文化給他重重的撞擊，將要改變他的後半生，這可以從他返日發表的〈從北京到上海〉一文得知：「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熱到極點。」與俄羅斯的淵源，還有一段故事；1 9 3 5年，知名的男低音夏里亞品（F.I.Chaliapin 1873-1938）訪日，文也曾在他面前演唱，夏氏說：「你究竟是作曲家還是聲樂家呀！」可見文也的藝術多麼受肯定。
透過作曲家聯盟的安排，文也的〈斷章小品〉、〈小素描〉獲威尼斯第四屆音樂節作曲獎，〈四首高山組曲〉等被送到義大利、法國、德國及巴黎萬國博覽會演出，奠定國際作曲家的地位。
戰爭國策總動員
1937年7月7日，日本啟動侵華戰爭，12月，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中南海成立，由王克敏任委員長（俗稱冀東政府），東北已是日本勢力範圍。隔年3月又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政府），4月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展開「大東亞共榮圈」計畫，全民投入戰事，所有的音樂家，都要遵從國策來創作民族風格的音樂，大量改編民謠流行歌，不得再搞歐洲古典音樂及最新的前衛作品，當然也有人發起熱烈的音樂報國運動。
電影公司則仿德國模式成立「文化映畫部」，拍攝宣揚國威的記錄片，《南京》（秋元憲導演）、《東亞和平之道》（鈴木重吉導演）、《北京》（龜井文夫導演），及後來的《熱風》、《陸軍航空戰記緬甸篇》，大導演們都力排眾議，指定最有才氣，又具華人血統的江文也負責配樂與作曲。
只要有錄音或曲盤出版，文也就寄回廈門或台灣，濃濃的日本味，讓大哥大嫂罵他：「日本米吃太多，放的都是日本屎。」他也決意自我鬆綁東瀛繩索，準備到維也納泡「文化の湯」，可是，人生卻轉了個大大的彎。
白光熱戀才子
《東亞和平之道》開拍，東寶映畫到滿州國招考數位演員到東京培訓，芳齡十八本名史詠芬的白光是內定的女主角，她以就讀東京女子大學藝術系的名義來到日本，負責配樂的江文也，就是她們的音樂老師。清純秀麗的白光非常認真學習，一口酥軟京片子，唱起中國小調，慵懶的韻味，讓風流瀟灑的江文也迷醉了。〈釵頭鳳〉讓他埋首久違的中國古典文學，京韻腔的〈蕩湖船〉則讓他想起在台北聽過的同一首曲調，台語唱詞的〈八月十五〉。
白光獨特嗓音的建立，江老師有莫大的功勞，因為中國小調傳統，都是周璇式的戲曲高音調唱腔，鄉親們很難接受白光天生的低音音色，初到日本時，聲樂教授也曾要求她勉強擠出女高音的音質，只有江老師要她發揮自己聲音的本色，讓少女對江文也更加崇拜。
其實文也會從聲樂家轉型為作曲家，部分原因也是「對日本聲樂界不滿」，他認為義大利美聲唱法是歐洲古代劇場，尚未發明麥克風的時代，必須特別訓練才能將單薄的聲音傳遞大劇場的方法，不是自然人性的發聲。因此，他的唱腔是符合人體構造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像20世紀「音樂劇」的唱法。
白光的緋聞傳出，乃ぶ並沒有吵鬧，只盼白光回中國之後，婚外情即可結束。沒想到，北平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也是「台灣籍民」的柯政和提出邀請，要文也前往任教。這時乃ぶ已懷次女，卻不敢阻擋，她知道夫婿雖享有國際風光，卻依然受到歧視，況且，「大學教授」的職稱，以文也非學院的出身，在日本是不可能得到的，遂接受文也的安排，到日本占領的北京工作，寒暑假回東京的家。
中國帝都
在中國，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1937年之後，日本人又改回為北京。此地自元朝建「大都」至清朝仍為京城，數百年的帝都風華──宮殿、豪宅、庭園、寺院的宏偉大器，足以震撼所有的初臨者。
京城內在的漢文化，對所有在東瀛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人而言，也是孺慕之對象，尤其是從事創造的文化人，更熱烈盼望親炙其地。
和前文所提的福建的情況一樣，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台灣籍民」同樣享有跟日本人同樣的待遇，更因以漢制漢的政策，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就很容易謀職或就任官職。
到北京的台灣人，以擔任教職的人數最多。如北京大學任教的張我軍、蘇子蘅、林耀堂、洪炎秋；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林朝權、林朝啟兄弟、洪耀勳、柯政和；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
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則有吳敦禮、楊克培、李金鐘、謝廉清、王英石、彭華英、林文龍、辜炎瑞等人。商界則以楊英風的父親楊朝華最成功，他以戲院、電影院起家，後涉足木偶劇團等娛樂事業。還有原任經濟調查所翻譯，後來專心寫作的鍾理和。
「新民會」則是一個必須提的機構，這是戰爭國策下軍方主導，灌輸中日親善，號稱文化性的組織。新民會屬下的「新民學院」，則如國民黨的「革命實踐院」一樣，是專為培訓各級幹部的機構。
憧憬北京
1938年春，乃ぶ帶著長女陪伴夫婿到北京，但很快就回東京，隔年再去一次，從此就留在東京，讓夫婿兩邊跑。
文也帶著兩年前到中國旅行的文化憧憬，要更深入了解中國，河北人白光是最佳嚮導，從華麗的故宮、天壇、隆福寺、琉璃廠，從京韻大鼓到祭孔大典，文也跟白光一句一句學著北京話，有幾位學生到教授家，就看到白光正唱著文也編曲的〈鋤頭歌〉與〈春景〉等民謠。不過，戀情只維持不到一年，白光到上海追尋星夢，就斷線了。
戰後，因為《東亞和平之道》，江文也和白光都蒙受「漢奸」罪狀。白光努力有成，被封為「一代妖姬」，她曾對數位好友說：「我這輩子最心儀、最崇拜的男人，就是18歲的初戀情人江文也──他是台灣人。」晚年定居吉隆坡的白光，首次來台，是想看看初戀情人的家鄉，第二次來台，除了演唱，最想拜訪文也的哥哥，卻被拒絕。
與白光分手後，文也來回北京與東京，發表樂曲〈中國民歌集〉、〈北京萬華集──鋼琴〉、〈北京點點──管絃樂〉等作品，並將出版品寄回廈門、台灣。同時〈斷章小品〉、〈五首素描〉還在威尼斯國際現代音樂節獲獎。
追尋東方音樂的足跡，第一年秋天就到國子監孔廟參加祭孔典禮，並且研究古代音樂文獻，第二年春天又去祭孔，冬天完成「無喜無悲法悅境」的〈孔廟大成樂章〉，並回到東京，在日比谷公會堂，指揮交響樂團演出自己的作品。
這之前，大哥文鍾已經在台北廈門兩邊處理家族事業。戰後，兩岸中斷，他與兒子江明德（後讀師大美術系）滯留台灣，妻女都在廈門。228事件之後，從任教的淡水純德女中卸任，移居嘉義，改名江韻鏘，以推拿針炙中醫為業。
兩岸阻隔40年間，韻鏘透過朋友幫忙，從日本轉信到北京，讓弟弟文也知道家族近況與台灣情勢。
江文也在中國任教，雖然北京話不夠流利，但因學識豐富，熱情英俊，沒有教授的架子，又比日本老師貼心，很受學生愛戴，戰後到台灣的鄧昌國、史惟亮、計大偉都是其高足，也都非常推崇「愛穿中國服飾，有貴族氣質的江教授」。
江文也還指導軍方監督的廣播電台合唱團，認識了北平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修琵琶、二胡的吳蕊真（1920年出生），對她的中國古典美相當傾心，為她改寫〈蜻蜓點水〉與〈春江花月夜〉。當保定家人知道女兒跟台灣人教授談戀愛後，立刻讓姊姊帶她回家，要求分手，但文也拜託一位作曲高徒王克智帶著兩封信，一給蕊真之父，一封訴說真情，作詩：「為妳，消瘦了容顏；為妳，失興了世事。是妳，把我這龐大的樂器，震得粉碎。」20歲的蕊真難耐相思之苦，就趁著雙親午睡時，偷溜回北平，投入情人的懷抱。從此，北海的白塔、九龍壁，天壇的祈年殿，故宮的雕欄，都留下他們愛的足跡與許多高水準的攝影。（筆者詢問江師母，是哪個攝影家的傑作，答案就是江文也自己用萊卡相機拍攝的。）1940年10月，文也寫了一首〈小奏鳴曲〉，題寫「獻給韻真」，蕊真從此改名韻真。娘家眼看無法阻止女兒，便要求與日妻離婚，文也表明因妻子身體不好，不敢過度刺激，離婚須延緩。日後發現文也撒謊，韻真很自責，只能要求文也善待日妻。在戰前戰後日本非常缺乏物質的時代，韻真只能多少寄些物品到東京，以減少愧疚。
從被輕視的東瀛到正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北京，讀著韻真幫他選的巴金、魯迅、老舍、郭沫若、徐志摩與胡適，文也努力補修中國文學，開始嘗試中文寫作，閒來也參加台灣人活動。這期間大哥也曾到北京，看到他就算有訪客，仍堅持每天彈琴一小時的用功。
東寶映畫於1941年，拍攝山西大同雲崗石佛藝術記錄片，再度邀請文也作曲，他帶著韻真同遊，雖因經費不足拍攝中斷，但他已將石窟雄偉壯麗的美，寫成日文詩集《大同石佛頌》不久又完成〈支那音樂考──孔子の音樂〉。
1941年除夕夜，他和韻真的長子小文出生，剛好完成詩集《北京銘》，就將小文乳名叫阿銘，這三部書都送回東京三省堂及青梧堂出版。
古書店等等北京文化活水，讓文也佳思不斷，他感受到自己正處於「創造性來潮期」，下筆成章，寫成管絃樂曲〈為世紀神話的頌歌〉、〈碧空中鳴響的鴿笛〉、〈第二交響曲〉、〈一宇同光〉，又完成舞劇《香妃》。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航運不便，文也無法再回東京，三年後，兩顆原子彈讓日本投降，乃ぶ與四個女兒一夕之間成了「第三國人」，既非戰勝國國民，亦非戰敗國國民，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困頓的生活中，一人獨力撫養四個女兒，實屬艱辛，更難能可貴的是，用心妥善保管所有丈夫的作品與資料，真是令人敬佩的「偉大江夫人」。
坐國民黨的牢
日本投降前，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5年6月，北京師大日籍系主任，竟然為了安置另一位日本教授，未發聘書給江文也。突然失業了，只好暫時到山區台灣人開的煤礦公司上班養家。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江文也欣喜若狂，好友老志誠勸他躲一陣子，他卻反而叫韻真把管絃樂作品〈孔廟大成樂章〉手抄總譜，寄給李宗仁轉呈獻給蔣介石政府，沒想到，不是新民會會員，卻因幫新民會譜曲〈會歌〉與〈旗歌〉（繆斌作詞），為電影配樂〈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楊再蚺作詞）等，反而被關到戰俘拘留所十個月。但是天性樂觀的文也在牢裡並不以為苦，反而利用大量時間研究中醫推拿，特別是家中一本中國已失傳，日譯的《針炙學》，讀到都背起來了。他把牢友當成實驗對象，幫人推拿治療，博得好評。獄外韻真則到台灣同鄉會上班，以免無米之炊。
天主教《聖詠》
出獄後，經獄友介紹認識雷永明神父，邀請他為北平方濟堂「聖經學會」譜寫中國風格的《聖詠》，非天主教徒亦非基督教徒的他開始做彌撒，完成了上下兩大冊《聖詠》。接著就頭痛了，戰後百廢待舉，根本不可能出版，文也想出一計，請印章店刻音符圖章，和韻真兩人一個一個蓋上音符，再由韻真用娟秀的工筆字，將歌詞填寫上去，送到印刷廠。
透過教會宣教，這些《聖詠》傳到南京、上海，廈門、香港，也傳到海南島、台灣，更傳至比利時（江明德曾在皇家圖書館遠東部，看到江文也作品目錄及聖詠）。在兩岸不相往來的年代，江文也的天主教《聖詠》是唯一在故鄉被神父、修女傳唱40年的聲音。其他大概只有1947年台灣省政府交響樂團由蔡繼琨指揮演出〈台灣舞曲〉而已，之後進入戒嚴白色恐怖年代，陷匪的人等同匪諜，江文也三個字消失了，第二次演出此曲已是相隔43年後，張己任指揮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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